从“大妥协”到“大决裂”：重访1913年

1912年的“大妥协”对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未决断或“延迟决断”，从而为1913年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宋教仁遇刺是“大分裂”的标志性事件，但并不是导致内阁制政府失败的决定性事件，更不是直接导致后来革命前后相继、绵延不绝的关键事件。1916年袁世凯之死与北洋集团的大分裂，才是通向“不断革命”的关键点。     

袁世凯帮人“作弊”

在天津练军的时候，袁世凯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物色人才。而这时候有三个人被袁世凯注意到了，这三个人就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但他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对袁世凯有些轻视。     

“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袁世凯的“低”

历朝为官,都重视出身,然而在清朝有一个人,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连“学”都没有“进”过,却把官做到了位极人臣,爵封宫保,不由令人为之惊叹——这个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一项卓异禀赋就是善于交人,以致许多人愿意供其驱使,为他卖命,他的秘诀就是一个“低”字,低得看不见天空,低得没了高贵的身份,像张爱玲所说,“低到尘埃里”.有一天,袁世凯和负责宿卫颐和园的张勋晋见慈禧太后.张勋先到,慈禧身边的太监马宾廷急忙出迎,招手把他让到了自己的住房里.张勋说：“宫保还在后头.”马宾廷便到院中等候.     

国体、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以民国袁世凯时代为例

总统的荣典权在民初的宪法争衡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但又经常被人忽视的位置。辛亥革命之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使得荣典制度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以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在“大妥协”之后的“一国两制”现实下，各派对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保留爵位制度有相当共识，但对于总统的荣典权在内地究竟该如何设置和行使，却产生了极大的对立。袁世凯政府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和吸纳，而这也使得荣典的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而模糊。袁世凯时代暧昧的荣典实践，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     

狠治“一不做”“二不休”作风

按照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有些地方、部门还流行这样一种风气：工作人员上班按时来，下班按时走，但在工作时间内却精神不振，无所用心。对于这些人，领导不好管，群众很有意见，称之为“一不‘做’二不‘休’”的干部。概括起来说，“一不‘做’二不‘休’”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五种“定式”：一是算术式：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三者之和等于大半天；二是移动式：东逛逛，西窜窜，闲扯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时间一到回家转；三是打坐式：正襟危坐，“冥思苦想”，可想的不是工作；四是鼠…     

“独夫”与“独妇”——李登辉、吕秀莲一丘之貉

违背民意,逆天道而行者,国人谓之曰:“独夫”。李登辉就是这样一个独夫。吕秀莲的疯狂行径毫不亚于李登辉,但由于她奉行主权至上主义,自诩“新女性”,姑且满足她鄙视男性的愿望,称之为“独妇”。独夫与独妇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李登辉与吕秀莲即是如此,虽说男女有别,党属各异,但在许多方面,都可谓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在亲日情结上,他俩绝对堪称是一双认贼作父的孬儿女。李登辉说自己“在二十年前是个日本人”,吕秀莲就说“日本是台湾的养父母”;李登辉劝日本人不必为侵略战争”背太重的包袱”,吕秀莲则说“幸亏是《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无耻的一唱一和,是多么让人恶心!     

《刑法》分则中的“论”、“论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以下简称分则)有关条款中“论”,“论处”和“处罚”,是三个不同含义的概念。三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论”人辞源》里解释之一是:“定罪”,《正韵》“决罪曰论”,《左传》“论者讲明之谓”。合而言之,“论”不仅是“决罪”、“定罪”,还有向犯罪者讲明之意。“处”即处罚,刑法中专指刑罚处罚。可见“论处”是定罪和处罚两个概念之和,包含着两层不同的意思“论”在先,“处”在后,先论后处。“论”为因,“处”是果,“论     

“好事”、“实事”与“份内事”

“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说法,近年似乎已成为要求领导干部时所极力提倡的一种“时尚”性口号了。于是,当某个领导同志做了几件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后,就会自视为“救命菩萨”而自鸣得意,而夸夸其谈,而以此为荣耀和骄傲;并且,这位领导还会因此而大受媒体的张扬甚至上级的着力提携。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和误导,或说是一种片面与荒谬。列宁曾这样解释过“公仆”二字: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既然领导同志属于“公众的仆人”,那么,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就应是一个领导干部“在其位”     

浅析袁世凯的人才思想

清末时期,袁世凯为了发展北洋集团的势力,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重视人才的重要性;广泛收罗,兼收并蓄;广泛兴学,推广新式教育;吸收新式人才,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人才思想。     

“三秦”、“三晋”和“三吴”

平时读史书，时常看到“三秦”、“三晋”和“三吴”等的称谓，那么，何谓“三秦”、“三晋”和“三吴”呢？他们的来历又是如何呢？又都是指的哪些地方呢？现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解释如下：     

“命”的语义分析与庄子的“安命”哲学

古汉语中“命”这个字有命名、生命、命运三重含义,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命”的深刻含义也就隐藏在这三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之中。“命”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限定或规定,是个人与社会环境和生活世界的联合体,关注“命”的问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他主张“安其性命之情”,可以称之为“安命”哲学,其内容包括对语言之“命”的悬置,对生命之“命”的保养,对命运之“命”的安顺。     

“猛人”、“包围圈”与腐败

鲁迅在《扣丝杂感》一文中说过：“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犯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何谓“猛人”？鲁迅解释说：“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 今日名、权、势、钱四字，只要占着其中一项以上者，便可以有“猛人”之尊号。官，是“猛人”中最吃香的一种。有一些人想当官，其实便是想当‘猛人”。而那些包围…     

警惕“研究员”!

时下，社会上有这么一些人，专门“研究”为官者的“爱好”，然后投其所好，进而拖其“下水”。及至为官者“东窗事发”，顿足悔曰：“吾毁于‘小人’也！” 为官者此时所称的“小人”，其实都是当初的“红人”。想当初，人家见你喜爱“孔方兄”，千方百计以种种“合情合理”又“推之却人情面”的理由，奉上一笔又一笔不菲的资财，你是何等的心花怒放！称之为“能人”，纳为“座上宾”。哪有一点憎恨的影子！人家看你是“性”、“情”中人，忙不迭鞍前马后，物色“小蜜”，送到你的身边，或带你去娱乐场所“潇洒走一回”，你是何等的快意…     

让“老黄牛”式的干部埋头不埋没

《求是》2012年1月1日刊登徐文秀的文章：“老黄牛”式的干部是干部队伍中不起眼又少不了的一批人、他们从不“显山露水”、“长袖善舞”，而是像牛一样俯首攒力、躬背拉犁、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人们形象地把他们称之为“老黄牛”。     

“黑头文件”＞“红头文件”？

“黑头文件”＞“红头文件”？张伏何为“黑头文件”？文件还有“大小”？这并非本人发明，乃从领导和群众中听来。所谓“黑头文件”乃一些地方领导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稿，因标题为黑色字迹，而领导讲话又带有权威性和严肃性，故群众称之为“黑头文件”。一般来说，领导的...     

“风闻弹劾”考

“风闻弹劾”是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官弹劾违法官吏的一项制度。史籍中又称之为“风闻奏事”、“风闻弹人”、“风闻访知”等。“风闻”,指辗转听到或辗转流传的事情。如《汉书·南粤王赵佗传》云:“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颜师古注说:“风闻,闻风声”。此句“风闻”就是指听说或传闻。由于在“弹劾”、“奏事”等词前冠以“风闻”二字,在一些有关中国政     

如此“报恩”害了谁?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案子:美丽善良的15岁少女李琳被一位不良少年赵凯强奸,但其父李玉春却极力阻止女儿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她随后又多次被赵凯强奸。而当公安机关在“严打”中将此事查出后,他又千方百计做通女儿的“思想工作”,让女儿和自己一起出庭做伪证,证明赵凯没有强奸行为……     

“龙迷心窍”袁世凯

在中华民俗史上，龙的地位相当崇高。它伟岸神圣，法力无边，既有救民于水火的本领，又有至高无上的声威，所以先民们对它十分崇拜.一些封建统治者也看中了这点，极力尊龙崇龙，让龙为己所用。他们或以龙的化身自居，自诩为“真龙天子”；或附会龙的“祥瑞”，编造龙的神话，借以骗取民心，巩固统治地位。在这方面，历代帝王都有“出色表演”，而“短命皇帝”袁世凯的表演尤其充分。     

往宪观澜——重审袁世凯“称帝”（之二）

上篇说到古德诺和杨度为袁世凯的君宪做的理论论证。但是，这个“君宪”构想在实际中执行得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