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自由裁量权是由法官行使的一项重要司法权力,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但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既无立法层面的明确规范,又缺少司法实践中合理可行的监督考评机制,加上各地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情况,导致民事诉讼中法官消极行使自由裁量权或者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应当从明确立法内容、完善监督考核机制、提高法官职业操守几方面入手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规制。     

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

该书封底《内容简介》：本书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在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双重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刑事法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法官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     

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要实现刑罚立法配置的价值和目的,就必须重点考量和关注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当下刑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存在裁量权行政化、个案不当监督干扰、法官素质尚需提高等问题。要加强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主体性保障,重构刑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范化。     

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

要实现刑罚立法配置的价值和目的,就必须重点考量和关注法官的刑罚自由裁量权。当下刑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存在裁量权行政化、个案不当监督干扰、法官素质尚需提高等问题。要加强法官刑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运作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主体性保障,重构刑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范化。     

基于盗窃罪的司法量刑改革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社会案件及其司法裁决折射出了我国司法量刑改革之困境。201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化方法引入量刑机制以限定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种量化方式与我国目前以衔接式为主的"唯数额论"定罪量刑模式不相协调,这导致诸多特定案件无法实现个别化正义,量刑结果与社会公正情感相背离。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刑事立法中改变"唯数额论"的量刑模式,提倡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立法定罪模式。在刑事司法中,打破以数额为主的量刑方式,降低数额在量刑中的作用,加强量刑中对犯罪情节的考量,在相对灵活的量刑机制内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律正义。     

法官裁量与中国刑罚体系的完善

刑罚权,是立法权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和人权制度.江苏省高级法院最近公布施行了刑事审判中的<量刑指导规则>,引起了司法界和法学界的争论.确定量刑标准必须考虑物价、地域、历史、形势、政策、物价、民心、法官素质等因素,属于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应属最高法院行使,但中国刑事审判特别是经济犯罪审判长期存在着量刑轻重混乱的情况.江苏高院的做法只是将一直享有具体案件的裁量权和具体标准的适用权规范化成文化而已,这主要是最高法院指导全国刑事审判的失范造成的.可考虑放宽刑法中的量刑标准、减少死刑等,以及设置司法解释审查机制,编制全国量刑通报,同时必须加强法官判案释理和强调法官独立.     

论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准确公正行使——以中英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在于查法之遗、补法之漏、充法之魂,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可。通过对比中英的刑事自由裁量权不难发现,刑事自由裁量权深受法律渊源、法律思维、诉讼程序、证据来源、证据规则以及行使主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若想法官准确公正的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必须具备相应的法律、程序、证据等条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与合理规制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基于立法的精神,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情形下自主裁判,并以此做出合理判决的一种权力。自由裁量权是利弊兼有的一把双刃剑,若行使不当或者被滥用,同样不能实现社会正义。法律应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应受限制的权力,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矫正,以保证其合理行使。     

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

量刑问题的实质是罪刑失衡.将量刑均衡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有待研究;不能将量刑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法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度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会导致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被“虚置”和“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完善量刑程序.后者包括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强化量刑说理制度、确立量刑建议制度...     

论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符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出发来阐述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试论量刑建议制度的合理构建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的量刑权一直被视为法院的专项权力,量刑及其幅度基本上由法官掌握。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进行必要的规制,以防止其滥用。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正是基于这一需要产生的。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所谓量刑建议,是指检察机关有权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结合     

法官角色对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及其规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作为由法官行使的一种司法权力,在实现公平正义、弥补法律局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法官所承担的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的多重角色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需要通过尊崇司法独立、培育清明司法文化、提升法官自身修养、完善外部监督等方式来消解法官角色的冲突,促进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贿赂犯罪缓刑、免刑适用率高的原因与对策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缓刑、免刑适用率一直偏高,这不仅使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大为减弱,而且不符合我国从严治吏的政策要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当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此,应当采取纠正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论证、赋予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等对策。     

量刑规范化改革困境及破解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始终面临着量刑指导意见作用力、法官自由裁量权定位以及量刑方法融合等三大难题。改革中面临的上述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及其内涵未达成统一认识。在改革中,必须反映量刑本质属性,重点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以达到量刑相对均衡之目标。因此,应采取制定指导性的量刑规则、构建多元化的量刑程序模式、建立传统经验与现代方法相融合的量刑方法等途径实现量刑规范化。     

期待可能性理论：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不与刑法一般性预防相冲突之法官解释

探寻期待可能性的判例和理论渊源,阐释刑事归责的合理化理念,是法官运用该理论解释并在刑事判决中进行说理,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的理论支撑和力量源泉.期待可能性作为规范责任论的要素,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归责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官解释为解决路径,适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与刑法一般性预防并没有实质性冲突.     

论民事自由裁量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事纠纷日趋增多 ,法官较以前拥有了更多的民事自由裁量资源。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较少 ,民事自由裁量权常常被法官非正当化行使。因此 ,分析民事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原因、行使的客观依据和影响其行使的因素 ,探讨民事自由裁量权正当化行使的思路 ,是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相较于民事纠纷案件、行政纠纷案件而言,由于刑事案件"生死攸关",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量刑问题引起的,量刑的失当严重威胁了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对刑事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制,成为当前司法实务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