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转型

<正>城市化在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的同时,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能源短缺以及就业、住宅、教育、医疗、市政基础设施供需不平衡等"城市病"。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智慧城市"成为解决 "城市病"问题的可行途径。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该科学地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在城市治理的体制框架下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最终实现城市的"智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中国城市治理改革的新探索——《转型中的城市治理》书评

正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城市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在比重上明显下降,体制外力量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治理模式也发生了转变,逐渐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面对"有限能力"和"无限责任"的悖论,城市政府不得不开展跨界运作,大力发展公私合作和伙伴关系,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这种整合治理模式也存在一些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治理分析

本文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几种模式,指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治理主要解决三大问题,即改革中国城市政府、建立高效的城市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处理城市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     

何以走向协商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的转型逻辑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具有村庄公共性的协商治理何以可能?这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浙江农村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内生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效率优先,能够在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浪潮中抢抓机遇,但却难以回应普通村民的参与诉求,因而也难以平息利益矛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关于治理创新的横向竞争在村庄中形成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乡土社会多元的产权规则有了一个可以争辩和讨论的空间。此时,巨大的资源流量与密集的利益矛盾反而有可能激活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并在村庄共同体归属感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观念变革与治理动员。     

实现中国城镇化的五大转型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十八大报告都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需要怎样的新型城镇化?在当前各地积极推进城镇化的形势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时度势,深入调研,冷静分析,围绕如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出许多建设性建议。     

城市发展周期与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系统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不断加快,并面向未来积极谋划"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然而,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功能的提升,并不一定同时会带来人们社会安全感的增强。由于城市规模的巨型化和城市人口的多元复杂化,特大型城市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等一系列领域首先遭遇了超出一般逻辑的社会风险。因此,有必要从特大型城市当下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维度,整体、系统与深刻地认识社会风险生成的新机制,进而重新审视特大型城市防范和治理这种社会风险的实践能力。     

城市大脑助力城市治理智能化转型升级

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观看了"数字治堵""数字治城""数字治疫"等应用展示,对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的创新成果表示肯定,点赞了城市大脑.他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希望杭州在建设城市...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移动政务与中国城市治理

描述了当今世界移动通信技术及其广泛应用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提出了移动政务的三个核心概念:移动政务终端、移功政务信息系统、移动政务体系;通过全面的文献调研,归纳总结了中国移动政务研究主要关注的基本概念;分析总结了中国移动政务的现状,包括网络通信技术、终端、支撑平台系统、信息安全等技术层面,政务领域的主要应用,移动政务系统所...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阶段演进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新实践,也是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结合技术、制度和转型范围三个分析维度,以城市治理的实践经验为参照,数字化转型基本遵循了技术迭代赋能、制度完备性增强、转型范围逐步扩大的理论路径,呈现出信息化政务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场景型敏捷智治和全景式城市善治四个递次演进的具体阶段。在进化动力学视角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以需求动力为前提,由技术支撑、资源投入、制度设定、目标引领、组织保障和环境倒逼等多重动力因素共同推动。面向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应当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理念指引,持续推进技术赋能、提升制度体系水平以及培育数字治理能力,增强城市数字治理有效性,实现城市善治。     

求解:特大型城市的风险治理

去年年末,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城市被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城市,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特大、超大城市),是人类文明高度浓缩的结晶,但也正因为"高度浓缩",当高度流动的人口在高度挤压的空间遭遇高度饱和的资源,风险这一人化自     

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的全过程治理

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城市规模急剧增大,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型城市不断涌现,如东京、纽约、孟买、上海、北京等。这些特大型城市不但人口规模巨大,而且人口稠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动辄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如上海中心八城区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4万人,孟买达3万人。巨大的人口带来经济繁荣、商业机会和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其中特大型城市的安全风险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其直接影响市民的生命     

从美国城市治理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公共管理

2015年8月10日至9月20日,中组部2015年度“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公共管理专题研究班”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笔者有幸作为地方一员参加了此次学习研修。     

城市基层政治动员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加之城市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多,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使我国城市移民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这给我国城市基层政治动员风险防范以及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其本质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区域、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因素而引发的突发事件,是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博弈,其实质是未能及时得到有效控制和协调的必然结果。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孙景宇在《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河流污染治理困境突破

城市河流对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身心健康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章在阐述我国城市河流污染总体现状的前提下,归纳出我国城市河流治污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分别从树立正确的城市河流治污观念、设立流域综合管理机构、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模式这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河流污染治理困境突破

城市河流对于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身心健康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章在阐述我国城市河流污染总体现状的前提下,归纳出我国城市河流治污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分别从树立正确的城市河流治污观念、设立流域综合管理机构、预防为主防控结合、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河流生态系统修复模式这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