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救经济——专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民主国家往往被利益集团政治所左右。但是,在最低层次上,民众参与可以防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与完善问题探究

婚姻的社会意义是一个可大可小的命题,既包含着家庭团圆的阖家欢乐,也赋予着国家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时代意义.但就目前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观念的逐渐改变,我国的婚姻状况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中对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引发民众热议,离婚冷静期...     

如何看待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

<正>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初来自高盛公司经济师吉姆·奥尼尔,表达了对未来50年金砖国家发展前景的看好,这一信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两年里,金砖国家经济表现良好,曾一度引发金砖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存在"脱钩"的论调。在金砖国家峰会连续召开之后,国际社会认为金砖国家试图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与中国、巴西、印度和     

微天下

日本地震滚动播报:共同社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说,日本首相菅直人可能因核危机事件丧失公众对其信任。文章称,尽管菅直人为了应对地震海啸及核事故一直在连轴转地工作,但民众对政府信任正在不断丧失。不信任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未能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并迅速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此外,政府对局势判断缺乏远见也遭到诟病。范东升:美国《2011年新闻媒体状况报告》已发布,报告悲观地认为:"未来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受众或缺乏新收入来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嬗变及其政治意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与政治经济制度衰变和社会矛盾凸显相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执政当局宣传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认知失调;将困难遭遇"错误归因"于移民问题等外部性因素,排外情绪滋长;蔓延的失衡心理和群际威胁感引发社会冲突和攻击行为;西方自信加速消解导致"自尊滑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的不断嬗变发展,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其强大的反作用机制将逐渐产生作用,为制度变革提供心理动力和精神准备,亦为我们分析判断发达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新维度。     

巴西劳工党政府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巴西劳工党政府实施工农业并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的有质量增长的发展战略,推出"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等一系列减贫、扶贫措施,广泛开展反饥饿、反贫困和反失业运动,注重通过社会民主协商和广泛参与,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从而建立健全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协调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应借鉴其有益经验,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人民民主参与和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筑牢国家治理体系基础。     

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兴起的根源

正民粹主义在欧洲的盛行,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民族福利国家社会保护之边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反映了深度参与开放的自由市场的精英与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对普通民众难以抵御的"诱惑",恐怕并非因为其实际主张多么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党在民主绩效上的糟糕表现——其所代表利益的局限性,以及兑现竞选承诺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愈来愈弱。     

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在国民国家之外产生了各种新的权力结构与过程,国家权力的范围及其行使空间受到了明显限制,并且出现了“民主赤字”以及政治权力结构向上和向下转移等现象。但是,由于国民国家是现代社会惟一一种能够对其成员拥有合法强制力的政治组织,因而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仍然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家不能单纯地强化或者削弱其权力,而必须根据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对自身的权力结构与过程进行灵活的调整,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灰色治理”之困

《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有语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基层官员和民众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是否稳定的晴雨表。原因似乎很简单:上层和中层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法规一样,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是抽象的,而基层权力,则直接和社会、民众打交道,它如何对待后者,具体地、现实地决定着后者对整个国家权力的反应。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王朝,不断地重复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老套故事。而基层权力的失控,官吏对民众的侵害,总是它的一个制度性后果,一个引燃社会炸药的因素。它像噩梦一样纠缠着每一个王朝。     

拉美左翼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正>拉美左翼的崛起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拉美传统执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有有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而左翼政党和领导人提出的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张和口号代表了广     

社会管理新政的“贵阳模式”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发展到今天,一个由各界名流所组成的精英阶层已经发育。在早就存在的"政治吸纳"之外,如何让他们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一个稳定社会必不可少的"多元共治","贵阳模式"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观察点。     

中美印不对称三角关系的“信任—权力”分析

当前的"中美印三角"形成于美国单极独霸的权力格局中,构成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三角"。三个实力不对称的大国为何没有生成任何联盟,而构成相互掣肘的三角关系?信任—权力的分析模型主张将客观实力差距放置在主观信任的架构中去理解。中美基于支配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关系,形成"胁迫—应付"互动结构;美印则是"支配权力下的感性信任"占主导,属于"笼络—防范"关系;中印关系是"吸引—观望"关系,即"关系权力下的理性信任"占主导。这三种关系均倾向于非联盟策略,由此构成了三角格局的基础。当然,随着"实力"与"信任"两大变量的变化,中美印"不对称三角"有三类前景:二对一格局、枢纽格局及三国集团。但是,基于三方实力与信任的不匹配,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制约,三者最有可能保持既"非零和"互动且不结盟的微妙平衡,不对称三角博弈将是中美印三边关系在中短期内的常态。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中东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治理赤字",地区经济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随着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日益扩大,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覆盖能源、贸易、投融资与发展治理等领域。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仍不断增大。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的治理实践在目标、能力、路径、机制、领域和风格等方面均独具特色: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改善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与贸易条件,增强了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西方所谓中国"搭便车"的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动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进入新阶段,中国应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国际合作治理格局。     

社会资本的成因及后果在个人层面的证据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资本是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合作关系促进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尽管参与共同体与对他人的信任之间的互反关系一般被理解为是共同体的属性,但这种互反关系证明了社会资本在个人行为和态度中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文章假设: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可以用公民与其共同体的心理牵涉以及公民的认知能力、经济来源、一般的生活满意度来解释。除了对实际运转措施的特定控制外,社会资本的多样性影响着公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该文的研究方法是在一个     

乌克兰乱局,边缘之地的宿命

<正>对于亚努科维奇来说,推动国内改革、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符合国家长期利益,但接受俄罗斯150亿美元援助稳定国内经济,则符合他个人短期的选举利益。"乌克兰"这个词在俄语中有"边区、边缘之地"的意思。对于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等欧洲核心国家来说,乌克兰也算"边缘之地"。对于美国来说,乌克兰更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但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让这个"边缘之地"成了俄罗斯与美欧战略博弈的一个战场。正因为如此,发端于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反政府示威,戏剧性     

婚姻里的“话语权”

正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心理优势决定着夫妻间的相处方式和地位。有那么一段时间,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才可能有话语权是一个共识。这是"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被颠覆之后,女性的自觉。而现在,独立的经济能力已经不足以支配婚姻中的性别格局了。城市各阶层中,夫妻之间的"博弈"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所谓的"话语权"也不仅仅是谁掌控家庭收入这么简单。从家庭内部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支配人们安全感、     

中韩校园暴力特征、成因及对策比较

中国与韩国同为东北亚国家,校园暴力是两国青少年学校生活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校园暴力"概念界定方面,韩国较早通过了国家立法形式的确认,在类型划分方面中韩两国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但仍存在不同。在校园暴力成因方面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为国内校园暴力问题研究提供必要的域外参考。在校园暴力应对方面,韩国校园暴力防控的立法实践、公共力量参与、专业化的救济与矫治等具体做法都可为国内的相关应对工作提供借鉴。     

服务经济服务群众共建和谐——让更多家庭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这一社会保障制度

住房是民生之本，安居乐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人民群众往往通过日常生活来感受社会和谐，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来评价社会和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已经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而住房问题由于需要较大资金的投入，人们承受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住房新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促进我国住房制度由福利分房到货币货币化分房的转轨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制度激励了职工为解决、改善自身的住房条件而购买住房，解决了城市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阿富汗问题的根源及出路

长达20年的战争使阿富汗民众饱经磨难.美国和北约军队仓皇撤退后,阿富汗政府军即刻溃败,国家陷入失序的边缘,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则再次夺回了政权.20年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耗资2.3万亿美元,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成果,只留下一片废墟.国际社会在思考解决阿富汗问题时,应正视西方国家对阿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并设身处地从阿富汗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真正提供能够解决当前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及未来发展问题的良策.     

"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农村社会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随着社会发展,地方性"土政策"的影响日益突出,给政策整合带来复杂的影响。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中,乡村治理政策取向将表现为多样化的态势。除了统一的中央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