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产品生命周期与企业区位选择

文章回顾了影响现代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并指出企业对各种因素的评价标准和敏感程度会随着产品发展而发生变化。基于产品周期理论,文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规律进行了分析。     

大国竞争中的知识产权安全化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世界政治格局下大国竞争关系的转变促使知识产权以新型非传统安全的形式进入国家安全议程。在安全化理论下,知识产权安全是一种话语建构行为,知识产权安全化是通过话语策略将知识产权问题建构为国家生存威胁的过程,涉及知识产权信息流动、知识产权权利转移和知识产权产品交易三类安全威胁行为。知识产权安全化始于知识产权与军事安全的融合,并随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进程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主要表现为大国经济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与大国科技竞争中的技术封锁问题。知识产权安全化机制包括在特定语境下塑造大国间知识产权敌对关系的身份话语建构,以及利用话语策略修饰知识产权风险的威胁话语建构。在当前中美竞争主导的大国竞争格局下,中国既应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及时解构美国知识产权安全威胁的话语策略,还需以发展与安全兼顾原则、宽严相济理念为指导,制定面向世界的中国知识产权安全政策。     

地方利益冲突、地方保护主义与政策选择分析

地方利益是以地方政府官员、地方企业与本地居民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涉及到地区产业发展、区域市场进入与竞争、公共资源与投资分配等多个方面;地方利益冲突与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利益主体围绕产业、市场、公共资源与投资利益竞争的结果,政绩显示与政治晋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基本目标。受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协调地方利益冲突与统筹区域发展的职责。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股利政策研究

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特征、风险等不同,从而其股利政策会有所区别.企业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选择合理的股利政策,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科学规划支付水平,均衡支付率的分布,优化股权结构,丰富支付类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命周期的电子商务企业战略选择问题研究

以电子商务企业的战略选择为切入点,在分析电子商务企业各个阶段特征与目标的基础上,探索出了电子商务企业成长与发展各阶段的战略选择,为我国电子商务企业的战略选择提供重要参考。     

“大国情结”下的萨科齐政府对外政策分析

近代几百年的光荣历史使法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大国思维传统,这种大国思维深深影响着法国历任政府的对外政策。即便是在二战后,在周力下降的现实面前,法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从冷战中戴高乐主义的出台,到冷战后挑战美国的霸权,无不是这种大周情结作用的产物,作为戴高乐主义继承者的萨科齐政府也不例外。本文旨在从法国大国情结的形成、发展和对萨科齐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入手,分析萨科齐政府对外新政策的实质及其影响,为我们正确认识现阶段和未来的中法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引入大国竞争以达到战略均衡与通过“东盟方式”建立地区合作机制,这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种战略,大国竞争究竟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动力还是障碍？作者在总结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合作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国竞争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尽管大国竞争在冷战时期为该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但冷战结束后该地区部分国家在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同时,希望通过引入大国竞争达到战略均衡并为地区经济合作创造一个稳定而安全的战略环境,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若要继续深化地区经济合作,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而战略选择的关键是,如何从目前通过引入大国竞争以满足部分国家的利益而全面转向通过地区合作机制的建设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对大国竞争过分依赖的战略不但会影响地区共同利益的构建,而且会削弱甚至阻碍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深化。     

论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力的统一

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是我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三种权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党政关系问题,即共产党如何执掌、领导国家政权的问题。坚持和保障党的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的高度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实现三种权力的统一,关键在于党。     

试论扩大内需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是应对出口导向战略遭受严重挑战的现实选择；是推进我国经济整体转型的持久动力。为此，在分配政策上，要着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减税力度，扩大企业投资规模；在货币政策上，主要防止通货紧缩，努力保持物价稳定。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抉择

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呈现出增速下滑、问题凸现以及形势逼人的经济特点。对此，我国不但要深入研究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经验教训，而且要采取更加灵活和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和策略。     

生命科技犯罪引论

生命科技犯罪是近年来频繁多发的一类犯罪,这类犯罪在各国生命科技法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我国刑法应当介入对生命科技犯罪的防治,但立法者应当理性把握防治生命科技犯罪的原则和理念。作为防治策略,刑法应当明确规定生命科技犯罪。     

陕西省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政策探讨

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作为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省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在整合现有科技资源的基础上,采用企业主导、项目驱动的平台运作方式,同时结合省内不同产业发展情况,探求建设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的具体模式,并以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运营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为主要抓手。     

生命周期理论与国企用人机制

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和总裁生命周期理论 ,阐述了企业组织和企业领导人发展成长的特点和规律 ,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步伐的加快和改革的不断深入 ,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人激励监督机制 ,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运用两个生命周期理论 ,有助于解决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激励和监督问题 ,促进国有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周期新特征与“反周期”经济政策有效性

以经济增长率为主要指标,根据从谷到谷的经济周期划分法,1991年-2002年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与以往的经济周期相比,具有增长势头平稳,短扩张、长收缩以及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化等特征,上述特征的产生是与此轮经济周期的成因直接相关的.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持续稳定增长,我国应针对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以拉高谷底、削平峰顶、做长周期为政策目标,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为手段,以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为保证,增强"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反垄断执法机构新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发展的视角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和权限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与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能否协调发展关系密切,从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的视角来看,反垄断机构应采取法律执行与政策职能相统一的机构设置模式,应与产业监管机构共同行使政策管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权,还应具有监督与竞争政策相悖的政府产业政策行为的权限。     

略论依法推进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

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现代农业建设的必须选择,面对目前科技政策实现困境,有必要通过强化法制理念、加强立法工作、加大法制宣传、搞好认真执法、加强法制监督来实现农村科技政策的法制化,以此推进农村科技政策体系创新的步伐。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克服路径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要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     

加强社会新阶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策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新阶层在思想政治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深入分析其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