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的困境与出路——从消费者的权利保护到经营者算法权力治理

大数据杀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利,但依据现行法律很难认定其法律性质。大数据杀熟具有很强的技术特征,实质上是经营者滥用算法权力的结果。从传统消费者权利保护路径,运用合同法、侵权法、消保法、价格法、反垄断法等规制大数据杀熟面临着诸多困难。从根源上看,大数据杀熟并非单纯的法律规制问题,而是算法权力的治理问题。治理算法权力应遵循技术发展与权利保护相平衡、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管相结合以及事前管控与事后追责相并重等原则。通过经营者自律、行业协会引导、公权机构监管、消费者自我保护、公众广泛参与等途径治理算法权力,才可能有效保护人工智能时代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话说权力与权利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宋朝有个叫田登的人当了郡守,十分忌讳把自己的名字念成"点灯",凡有冒犯者出现,田登大人必然生气,部下因此常常受到棒笞.于是举州都称"灯"为"火".到了上元佳节,全州要依例放灯,书写告示的官员只好把应写"灯"的地方全都写成"火",于是告示中经常出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文字.后来人们就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来比喻只许有权者胡作非为,而老百姓的正当言行却要受到限制的现象.     

从保障权力到权利保障——论行政法学60年的发展历史

本文从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的认识角度出发,论证了行政法学经历了痛苦的嬗变过程——由最初的认识偏差,即认为行政法是保障行政权力正常行使的法,转变到行政法应当是约束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障＂老百姓＂合法权利的法。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浅析权力对权利实现的影响

从应有权利演变为现实权利的过程，是权利克制的过程。应有权利向现实权利的转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权利自身的影响。其中，作为特殊权利的权力，对权利的实现有重要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权利，权力与市场经济

权利与权力是法律文化和法学范畴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词汇。二者关系的变迁构成了法秩序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实行“法治”的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如何认识二者关系,如何制约公权力,培育私权利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考

以权利制约权力体现了政治文明的新发展。它实现了制约力量的对等性;体现了对少数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法治精神的完整体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表现为消极制约和积极制约两种形式。而要有效地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细化个体权利主体的权利,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二是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联合,形成权利群制约权力。     

试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权力”与“权利”是公法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对基本范畴,也是近些年来被我国法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权力与权利关系强弱势态的发展变化,然后通过分析,得出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存在对立统一关系的结论。     

论善治对人权的促进与阻碍

善治在西方治理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责任、参与等。善治与人权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善治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增强政府保障人权的能力,并减少对人权的侵害。善治还能推进公民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提升人权的实现水平。由于善治侧重于市场和经济治理,与人权原则存在差异,所以二者会产生冲突,善治计划可能导致政府过度集权以及产生新的腐败,阻碍对人权的保护。     

从人性恶到有效治理：权力制约的新思考——兼论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主流理论多从人性角度证成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此一研究路径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当从权力的有效治理的角度来重视认识权力制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之实践路径——以泉州市为例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充分表明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取得新突破的关键领域.泉州市积极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明显上升,但实践中依然面临权责不匹配、财力不足、人才资源不充分等困境.为此提...     

论公民权利对行政调查权的制约

由于行政调查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程序性等特点,使得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控权机制不足以对其实行有效控制,因此,有必要辅以权利制约机制。本文试图探讨通过合理配置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以实现对行政调查权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制约。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基因编辑法律规制实践研究:以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基因编辑因反映生物数据的特殊性被广泛应用在多个领域,由此产生的多元利益需求与安全风险呼吁制度保障。但基因决定论影响下的技术风险并未得到克服;基因编辑技术对传统的平等权和隐私规制造成冲击;并可能导致民事诉讼中职权调查范围扩大,法官自由心证受到技术为中心的鉴定结论影响,诉求的实现更加依赖公权力的参与。因此,基因编辑的法律规制在实践中并非单一面向,应当从生命的阶段性走向全方位调整;从个体信息需求走向信息安全整体性保护;从损害结果问责转向主体在全过程的行为规范;并在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体现多元价值导向,促进民事诉讼目的实现。     

从自然正义到自然权利

本文尝试站在启蒙与现代性的立场上反思自然权利论的源起与影响,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握自近代以来的法律实证主义对西方自然法传统和法律信仰的冲击,从而形成对自然权利问题的个人反思和对这一法学思潮的现代批判。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Contestation to Participation to Engagem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did not start off as demandeur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ey are still rather skeptical abou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enterprise, they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being the vigorous contestants that they were three decades ago. This fascinating evolution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view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has also transformed the shap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most significantly by turning what used to b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to what is now the global polit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harts this evolution by using the twin conceptual lenses of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and the heuristic markers of the three key global conferences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Stockholm 1972; Rio de Janeiro 1992; Johannesburg 2002).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e-Stockholm era was exemplified by a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 by the South; the Stockholm-to-Rio period was a period of reluctant participation as a new global compact emerged around the n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Rio years have seen the emergence of more meaningful, but still hesitant, engagement by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ject but very much around the promise and potential of actu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uthor is grateful to an anonymous review, and to Steinar Andresen, Ellen Hey, and Jessica Green for valuable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