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

对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官员晋升领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就晋升锦标赛层面的功绩制晋升争论、硬指标考核下的淘汰型政治激励以及投资中博弈所带来的多任务应激结果出发,已有研究既有着相当的学术贡献,但又存在着分析层次、对象差异、操作机制以及实证方法等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标尺赛、锦标赛、资格赛与淘汰赛四种竞赛模式解构了官员晋升,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可供深化的方向。     

试论中国古代官员创新的特点及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官员与创新问题、创新特点和局限,对于今天的政府创新乃至整个社会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的流变与整合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在理论上儒、法、道的思想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为融合、补充,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容法家、道家学说的独特的封建社会管理思想,在实践上形成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的传统社会管理体系。     

我国官员承诺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官员承诺作为官员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机制,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执政新理念。官员承诺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其成因具有多方面。走出官员承诺困境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中国官员激励机制的发展与改革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激励问题,可以发现解决激励问题的两条路径:一是“克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路径,二是“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目标趋向一致的路径”.由此,可在逻辑上构建六种不同的激励机制.应用这一框架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员的主导激励机制,可以发现其明显的变化轨迹: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官员激励的主导机制是“用自己人”;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的20年则是以激励契约为主导.中国各级政府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正在并将进一步趋向多元化,这些目标往往比“经济发展”更难直接分解为具体的绩效目标,也更加难以量化,因此以激励契约为主的激励机制必将发生变化.考虑到中国的制度背景,“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和“柔性激励”是未来可能的两种选择,前者需要在制度层面大胆突破,后者则对各级管理者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都需要艰辛而持续的努力.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要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二是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三是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四是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古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展开了讨论,并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儒法两家的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是重整体意识,忽视个体意识,个人依附于社会,仁、法术作为人们追求的至善,是一种群体和谐的原则,社会的秩序是一种以义务为中心的秩序。而道家体现的则是一种出世的、超脱义利的思想,其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意在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在我们建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刻地研究传统思想的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弘扬“公仆”论 杜绝“官员”说——以党政领导干部的称谓为视角

近些年来,在党政领导干部的称谓上出现了以官员相称取代同志、公仆的泛化现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认真分析此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危害,探讨坚持公仆论,杜绝官员说的举措,对于把握党的宗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意义重大。     

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改革——以儒家孝道的重新定位为例

文化本身是一个抽象而宽泛的概念,文化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根据剖析当代文化建设的困境和需求,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对传统文化在儒家孝道里的重新定位,我们可以得出许多启示。     

中国高投资率的制度根源——基于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分析框架

以晋升锦标赛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特定的制度与高投资率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政府强势和经济人假定条件下,中国式分权改革所提供的晋升激励远远强于财政激励,官员会为升迁作出所有的努力;而官员要获得升迁,就必须在确保不被一票否决的前提下进行GDP竞争;由于地方利益的博弈,决定了地方GDP竞争不会是消费的竞争,只会是投资的竞争,从而导致中国畸高的投资率。     

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研究 ——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

传统徽商精神中的义利合一、热爱文化、诚信守法、拼搏进取、贵群尚和等特质,对于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具有很大借鉴价值。同时,传统徽商精神也存在对统治阶级的过度依附、重商文化表面下的官本位意识、颇具争议的血缘伦理等缺陷。弘扬新时代徽商精神,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对传统徽商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去粗取精,着重做到胸怀崇高使命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勇于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框架的初步构建——以中共八大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八大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八大以苏联教训为鉴戒,结合自己的经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系统思考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宏观和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框架。历史证明,这个战略框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至今仍给人以深刻启迪。     

儒家与中国“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唐君毅论中国人文精神（上）

唐君毅认为,人文是在与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反人文的斗争和融摄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文化根本上是一以儒家为主流的“人文中心”的文化,它源于周之礼乐文化,自觉于孔子的传承和反省,并经历了汉代重历史精神、魏晋重艺术精神、隋唐重宗教精神、宋明重哲学精神、清代重科学精神等阶段和形态。由于儒家人文精神的融摄性和全面性,它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中将必然居主流地位。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良法善治——以古代中国“慎刑”思想为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久远,和谐精神是其根本价值追求。和谐文化的精神品格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法文化里面最能表现和谐思想的无疑是＂慎刑＂思想。认真解读传统的＂慎刑＂思想对现代良法善治社会能起到历史借鉴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古代“先贤传”中的政德思想为考察对象

我国古代“先贤传”中蕴含丰富的政德思想,如清廉节俭、奉职循理、勤政爱民、刚正直谏、举贤荐能等。“先贤传”的政德典范不仅能引领教育领导干部,而且在以民为本、地方治理等方面也提供有益借鉴,对新时代政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地方官员的最后任期：沽名抑或逡巡——基于辖区企业经营预算视角的实证考察

地方官员临近退休期时的晋升激励消失,其可能会因此趋于保守,也可能为追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美好从政声誉而更加积极。为此,选取辖区企业经营预算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在地方官员的最后任职期,辖区企业预算收入增长率提高,预算松弛降低,企业预算完成度降低,且结果仅在非中央企业、政治关联以及法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成立;企业提高预算完成度并不会导致下年度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地方官员最后任期会减少辖区企业通过盈余管理完成预算的行为。文章结论更好地揭示了地方官员最后任期对辖区企业经营预算的影响,为规范临近退休干部制度和管理企业经营预算提供了参考价值。     

先秦时期中国儒墨教育事业思想比较——教育事业思想的两维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解放、文化研究气象最为蓬勃的时代,儒家和墨家是当时影响非常广泛的学术流派。二者的教育事业思想是教育事业思想的两维:儒家是布衣卿相的养成者;墨家是科技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儒家的教育思想偏重于民众德行的塑造和政治能力的培育,墨家的教育思想偏重于国防科技和生产技能的研究推广,开创了教育事业的重要分支。     

论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冲突的解决机制——欧美宪法司法实践比较的视角

美国、英国和欧陆的司法实践在处理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冲突的解决机制上存在着公共言论自由的保护程度、承担责任标准、适用对象、举证责任以及侵犯名誉权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差异和特色。透过案例的背后，造成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诸多并且十分复杂，包括历史和经验的形成、宪政理念和文本的适用、法院的角色和能动作用、减少政府保护主义的推动、宪法学说的影响等方面。在言论自由与官员名誉权的问题上，这些都对我国实现宪法理念的转变和坚持现实主义的宪政保护路径有所裨益。     

近代中国地域政治化与国家建设——以省为考察对象

通过考察省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探讨了近代中国地域社会政治发展与国家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地域社会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异于传统社会的政治意识和地域认同,并在实践中形塑出一种思想和行动,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一个重要现象.由于地域社会政治化与中国传统地方主义观念、国家建设的总体性追求和政党集权化的冲突,最终被国家主义话语覆盖.地域政治化的历史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政治转型的视角,地域政治的自然生长和发展,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