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组织视角下东盟网络空间规范构建与国际合作

网络空间国际规范已成为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各类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规范构建实践。其中,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行为体。东盟是区域组织的重要代表,在多个网络空间治理议题领域进行区域规范构建,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区域协商合作机制。新加坡作为域内发达国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区域组织参与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范,有助于推进成员国数字产业的均衡发展,在区域层面构建可行的国际规范,进而促进全球性国际规范的生成。未来,区域组织需要努力提升成员国制定网络空间规范的能力,推进区域网络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互通,成为对接国家与全球性国际规范的重要中间平台。     

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的机制建设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安全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俄罗斯政府也给予该问题高度重视。普京总统曾多次强调数据保护在推进俄罗斯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制度体现在四个重要方面:信息安全贯穿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始终,个人数据安全突出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特点,网络数据安全凸显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人工智能数据安全则是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治理发展新方向。俄罗斯数据安全治理机构的权责分为三个层次:俄联邦总统(总统办公厅和国务委员会)、联邦会议、宪法法院为第一层,俄罗斯联邦中央政府及其分支部门为第二层,俄罗斯联邦地方政府及其分支部门为第三层。在相关制度的保障下,俄罗斯为保障数据安全治理从提升数据安全防御策略、打造数据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该领域国际合作等层面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未来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家数据安全将重点聚焦于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的发展。     

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的历史考察——以苏联与非国大关系为视角

俄罗斯与南非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发轫的苏联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关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苏联向非国大提供了重要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尤其是武器装备的援助。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与非国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苏联的同盟军战略和非国大的多元化战略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为南非的民主改革创造了较适宜的环境,但对苏联在新南非创建中的作用不宜高估。事实上,苏联与非国大的关系在80年代末趋冷,直接影响到此后的俄南关系。     

拜登政府网络空间战略探析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通过全政府、全社会的动员模式,拜登政府力图提升国内网络安全水平。对战略对手的打压和以意识形态为纽带纠集盟友是美国政府的关注重点。美国调整网络空间战略希望达到多重目标,包括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及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遏制俄罗斯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提升美国自身的网络威慑能力,以及发挥盟友与合作伙伴的潜力等。拜登政府的战略调整将对国际网络空间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供应链和标准领域的“脱钩”、网络空间大国博弈加剧、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受到掣肘,以及网络军备竞赛升温。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更注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强调数字空间“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力图用西方价值观引导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技术标准的发展。然而,强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将破坏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并对数字时代的全球科技进步和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经历了制度变迁、制度巩固和主流政治价值观确立等三个历史阶段。当前俄罗斯政治转轨的特点是普京时代政策与理念的"继承性",这与当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俄罗斯的政体是新权威主义下的"宪政民主政体"。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对于政治转轨的顺利发展意义重大。俄罗斯的政治转轨面临国内外因素的挑战。     

俄罗斯的复合型政党体制与政治韧性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未按西方预想的轨道进行民主化转型,相当多国家形成了选举型威权、竞争性威权等混合政体,同时建立起霸权型政党体制,并且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政治韧性。作为“第三波”国家中的主要代表,俄罗斯也建立起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混合政体,其政党体制同霸权型政党体制在形式上相似,但存在实质性差异,是一套以“政权党、卫星党、反对党”为主体的复合型政党体制。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外重大挑战,在2016和2021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克里姆林宫均能通过充分调动资源,有效运作复合型政党体制,成功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宪法多数席位,实现控制议会的目标,对维护俄罗斯国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俄罗斯人才流失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突发性的大规模人才流失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并直接削弱了俄罗斯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 使其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局面。俄政府和企业界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但由于整体不利局面的制约,尤其是国力的下降和产业结构的退化,使其在该问题上的前景不容乐观。     

俄罗斯引资机制法律基础变化特征分析——以俄罗斯远东地区为例

俄远东地区乃至全俄转轨至今所采用的引资机制,主要有各联邦主体制定的投资法规、自由经济区及产量分成协议。俄转型以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上述引资机制的法律基础具有不稳定、不连贯的变化特征,因而对引资效果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全俄具有普遍性,在远东具有典型性。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建构非对称竞争优势的尝试: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解析

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外在形态是“一体两翼”式的政策网络,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基本战略构想,以数字经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路线图”和人工智能联邦项目建构发展议程,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为核心确立监管议程。而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实体结构则表现为在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二元平行系统运作模式,由国防部担任操盘手的军事人工智能板块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闭环系统,而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为主要操盘手的民用人工智能板块的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特殊的治理体系源于俄罗斯人工智能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俄罗斯政府面对战略目标与现实困境巨大鸿沟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虽然取得了部分短期成果,但并未实际解决制约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能否走出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仍有待观察。     

俄罗斯经济的全球化特征分析——以俄企业海外扩张为例

今年来俄企业明显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对外投资呈几何级数增长,全球化特征日益突出。俄企业兴起海外并购风潮主要是基于自身实力显著增强、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以及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考量。俄企业走出国门呈现出一张明显的从独联体至欧洲、北美、亚太乃至南美的多方位辐射的路线图。俄企业不断增强的对外扩张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的现实,并成为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俄罗斯对北方航道矛盾的管理制度

在北极自然条件变化给俄罗斯北方航道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俄罗斯为了实现北极开发和航运的技术独立,提升航道管控效能、服务商业航运,同时试图排斥外国军舰进入北方航道,因此对北方航道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内容包括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以突出悬挂本国国旗船舶的专属地位,引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以提高航道运营效率,并对外国军舰使用该航道实施严厉管控。然而,能源运输控制措施导致企业运输活动受限,纷纷寻求政策例外支持;航道管理机构间权责不清,航道商业运营效果不显著;对外国军舰使用北方航道的规定与实践不一致。总之,俄罗斯北方航道管理制度调整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在北方航道发展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诸多挑战的时代,开放国际合作心态,或许是俄罗斯有效纾解此一困境的出路。     

俄罗斯转型以来货币政策演化分析——公共选择的视角

俄罗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并未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样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是因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受到了执政者或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目前,俄罗斯已明确未来将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核心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将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透明有序,俄央行也将具备更高的独立性。     

俄罗斯与中国社会经济体系改革进程与模式比较研究——以俄中住房体系改革为视角

住房体系改革作为整体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对住房模式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的形成。仅就对经济的短期贡献而言,中国的住房体系改革成就无疑是引人瞩目的,而俄罗斯住房体系改革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贡献。但从改革生成的结果现状,特别是已经形成的住房体系模式而言,中国住房体系改革结果的后期修正代价已经显现且成本巨大。在已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未来制度改革设计方面,俄罗斯住房体系的制度变迁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的路径。     

当代俄罗斯外交研究的方法论刍议——基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考察

本文从主体、观念、结构与周期的视角,来观察当代俄罗斯的外交现象。外交主体及观念视角的讨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含义,旨在探讨西方叙事模式、单线时间观念、以"民主-专制"简单化地将世界一分为二等标准的局限,从而展现俄罗斯外交主体的独特身份。结构角度的研究阐释了俄罗斯在世界文明、国际体系中的成长、发展过程,包括其文明结构的内在属性与外部特征,以及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动态性结构功能等。周期性视角下的研究则通过"短-中-长时段"分析,追寻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逻辑特征。本文把对俄罗斯外交的研究置于全球转型,尤其是俄罗斯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力求基于事实与理论的分析,通过反思,为这一领域的学术范畴与理论工具的构建与运用,提供若干建设性的参照与铺垫。     

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及其法律和政治实践

《外国代理人法》是俄罗斯于2010年代正式出台的联邦法,在法律、政治和社会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为文本,分析其出台背景及内容,并关注其在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和政治实践。在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治理意义上,《外国代理人法》成为一种限制外国势力干预俄内政和外国资本资助俄反对派的政治工具。该法的出台与实施,在社会舆论中也形成了对"外国代理人"负面形象的认知,使得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标签的非营利组织及个人难以在俄开展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代理人法》及其法律和政治实践,是我们观察俄罗斯政治运作逻辑、治理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西方认知的典型案例。     

脱嵌与回嵌:俄罗斯的食物体系治理困境与启示

俄乌冲突引发了关于全球食物体系治理的新一轮思考。本文以食物制度理论为基本视野,归纳了食物体系治理的两种路径:一是脱嵌,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度不足是食物危机的根源,需通过强化供应链控制等方式保障食物安全。二是回嵌,全球食物安全对地缘政治和国家战略构成重要影响,因此需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与食物供应链相关的利益架构,重新发现食物多元价值,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在全球食物体系治理中,俄罗斯处于由边缘向中心发展的过渡位置,内部发展呈现出脱嵌与回嵌并存的双向运动的特征,治理面临着经营利益外流、小农生计困难和食物属性单一的三重困境。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中国需要树立食物主权观,并促进食物体系的回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