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及其实践

司法为民是指坚持有利于人民的司法制度,使司法工作能够真正地为人民群众解决纠纷。陕甘宁边区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方便人民的指导思想,保障人权的基本做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依靠群众的实现途径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陕甘宁边区司法为民的制度和实践活动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蕴含着延安精神的优秀传统,是应该一直被继承下去的。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整整八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我们党在这里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这里出发,开辟了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的指导中心,是解放区战场的总后方。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必     

论延安精神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本质特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时期所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它的产生除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外,与陕甘宁边区的和谐社会也密切相关。延安精神也是一种执政能力。它所表达的执政理念,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和建立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政治资源。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的十多年时间里,参议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自身制度不断完善,实践不断深入,有力地支持保证了边区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边区参议会建设的历史经验不仅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创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述论——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普选制""三三制"、民主监督及法律法规等,都是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并将其规范化、制度化,运用于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使边区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中国式的民主路径就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制度安排与行为模式。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共产党"授权给群众"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治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行为模式。     

试析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设的常设司法机构,受理有关解释或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的争端,以及授予法庭管辖权的任何其他协定特别规定的所有事项。和其他主要国际司法机构一样,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可分为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2011年,我国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首例咨询案——"担保国责任与义务"案中提交了书面意见,对我国而言,本案是继"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案"后我国第二次参与国际司法机构咨询程序,展示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司法活动的国际形象,面对日趋复杂的海洋争端,深入研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管辖权对于我海洋争议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省委党校嬉开“深化延安精神教学与研究”研讨会

本刊讯时值陕西省延安精神纪念日及省委党校延安精神现场教学开展三周年,同时为纪念毛泽东同志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发表63周年     

从黄克功案的处理看陕甘宁边区的法制建设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适应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需要,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时,加强抗日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迫切的摆在边区政府的面前。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刚刚一个月,延安发生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 黄克功一案在延安影响很大,对黄克功一案的正确判决处理,标志着苏维埃民主法制向抗日民主法制的转变。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此案为典型,教育全党和边区干部群众树立抗日民主法制观念,为加强抗日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广西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司法改革本身以及司法公信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从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改善工作作风、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入手,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营造团结和谐的广西社会生态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辛普森案对中国刑事司法的借鉴意义

辛普森案过去刚好20年。在这20年里,我国刑事司法进程也有较快的发展,经历了从片面追求案件事实查明,到证据收集注重合法性、程序正当性和人权保障;从庭审过程的形式化,到人民陪审制的逐步改造;从单纯采用从客观事实角度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到吸收英美法经验,实行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所有这些,无不体现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向科学化进程的大步迈进。但结合我国司法实际,仍需进一步推进刑事司法法治化进程,科学理顺证据收集、司法独立及证明标准与案件事实认定之间的关系。     

人民群众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适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新期待,推进人民群众运用、参与和监督司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既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推进的任务。     

刑事二审中的繁案简审问题及其矫正

在刑事二审案件的繁简分流过程中,大量本应精审的"繁案"被人为分流为"简案",进而以不开庭方式"简审",且缺乏合理解释,既定的"繁案精审"改革目标异化为事实上的"繁案简审"。该做法弱化了对合法诉权的司法保障,妨碍了对诉讼参与人意见的全面听取,干扰了对公平正义的应然感知,加大了司法权威的弱化风险。"繁案简审"现象的滋长蔓延,源自立法粗疏、认知偏差、人案矛盾、监管乏力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建议培塑法官对公正和效率价值位阶的科学辨识,端正对繁简分流价值目标的理性认知,优化刑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立法条文,明晰繁简分流的标准及流程设置,并激活司法公开的倒逼效应,共同实现对刑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规制。     

刘涌改判案折射司法与传媒的冲突

臭名昭著的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案令舆论哗然乃至激起公愤,这无疑是2003年继孙志刚收容被伤害致死案之后,媒体和公众最为关注的又一起重大案件,成为上至专家学者下至黎民百姓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从刘晓庆案到孙志刚案,司法与传媒的冲突可谓由来已久。可以说,刘涌改判死缓案再     

痛定思痛 亡羊补牢——聂树斌案反思

聂树斌案已然过去,而且必将载入我国的司法史册。聂树斌案最让国人愤慨之处不仅在于错判,更在于错判纠正之难。它几乎是全方位地揭示了我国错案救济制度的漏洞和弊端,也堪称"人性恶"的全景展现。我们应该从惨痛的错判教训中汲取推进司法改革的正能量,努力提升中国司法公正的水平。     

论“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将人民政府与剥削政府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还关系着党和政府是否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党的影响,带领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保证和推动作用,而所采用的"三三制"原则则对陕甘宁边区取得廉政建设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青年眼中的东史郎案及日本社会--关于东史郎案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东史郎案的审判是涉及当今日本司法和社会对历史认识的测量仪.中国青年公众是如何看待东史郎案及日本三级法院对该案的审理和判决?本文在对部分中国青年公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案例指导制度的确立与构建

援引成案作为判处新案的根据,在中国法制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当今中国,法院系统也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积极地探索这一制度.结合司法实践,在把握案例指导制度内涵及其适用前提的基础上,从明确案例的法律效力、明确制定和发布案例的机构、建立案例的遴选制度、明确案例的制作标准、建立案例的管理系统,以及加强案例的宣传等方面构建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当代司法裁判中的法理与情理关系探微

于欢案和天津老太摆射击摊被判非法持枪罪案的一审和二审过程中引发的民众热议极大地反映出中国当代公众参与司法的高热,同时也反映出兼顾情理与法理,协调两者在司法适用中的关系,进而真正获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司法裁判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是我党对敌作战的总后方。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为了摆脱边区农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解决军民生活需要,边区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施了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发放农业贷款、改善农业经济结构等一系列农业政策,使得边区农村经济得到了显著发展,成为全国的模范根据地,保证了群众自给生活的需要,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来源。边区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因地制宜的农业政策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申报》视野下的姚荣泽案

姚荣泽案发生在清末民初之际,为轰动一时的司法大案,引发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申报》主要从姚荣泽案、伍廷芳与陈其美之争、案件审理过程以及姚荣泽的死活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报道,为公众全程展现了姚荣泽案的始末。《申报》因其商业性报刊的性质,较为客观地从多个角度对案件进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姚荣泽案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