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这种情形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古代东亚,高丽和朝鲜这两个朝鲜半岛国家却都曾与当时体系内相互对峙的头号和二号强国同时结盟。针对这一困惑,文章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给出了小国与两个彼此竞争的大国同时结盟的一般机制。首先,小国必须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且仅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而两个大国(主观或客观上)分别只能满足其中的一种。其次,两个大国之间必须处于一种互有顾忌、彼此均无必胜对方把握的僵持状态。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核心成员的高丽和朝鲜,除了生存需求有赖大国的保护外,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完全来源于中原汉族王朝对其的承认和册封。当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成为体系强国后,为高丽和朝鲜提供生存安全和政权安全保障的大国就出现了分离。随着两个大国形成战略僵持,"两面结盟"就随之产生了。"两面结盟"现象的存在,体现了国家互动进程的多样性,为探究大国权力竞争更多可能的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

一个国家与两个彼此敌对的国家同时结盟,是国际关系中多少有些反常的现象。文章在对曹玮、杨原关于这一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兄弟之盟、叔侄之盟等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同盟关系在性质上存在差异。通过对两面结盟历史案例的具体分析,发现两面结盟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在安全压力严重的情况下,不少弱国具有两面结盟的动机。两面结盟真正的难点在于,大国能够容忍弱国在与本国结盟的同时,还与自己的敌手结盟。     

同盟关系变化对韩朝关系的影响

朝鲜半岛分裂伊始,南北双方就陷入了安全困境,不得不追求一种依存性的安全保障,即借助与大国结盟来取得军事优势。在有关朝鲜半岛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有美国的参与,形成美日支持韩国、中苏支持朝鲜的二元对立格局。纵观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发展,同盟的作用力,既可以有力地促进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可以阻碍、中断半岛的和平进程,甚至让半岛继续长期处于分裂的对峙状态。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

2008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为总结归纳冷战后20多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实为由六大类问题构成的所谓"朝鲜半岛问题"的综合性表现。其中,有关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问题,对于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具有首要的意义。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周边大国构成的国际关系系统具有内在的结构性联系。因而,这些国家周期性的国内政治变化和政策调整,以及对朝鲜半岛的长远战略目标和诉求,使得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表现出周期性和连锁性特征。尽管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但由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朝鲜半岛局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两到三年内,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基本特征仍将继续显现。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建设性并立:构建美韩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互动的新模式

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如何妥善和有效地处理美韩同盟与中韩伙伴关系之间的互动,一直是横亘在中美韩三国间最大的难题之一。尽管不少有识之士曾试图通过建构多边机制以容纳"同盟"与"伙伴",或是努力促成两者在区域安全、经济秩序分别主导的基础上并行不悖地发展;但这些方案最终或归入失败,或束之高阁。文章认为,文在寅时代,美韩同盟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必须超越"安美经中"的界线,在对等基础上向对方主导的领域渗透,并通过深化中韩军事安全合作和加强美韩经济贸易联系,使美韩同盟与中韩关系达成互补性的"建设性并立"。中国应尝试通过建立中韩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推动中韩军事合作的实质性提升,吸引美国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防止中美韩之间矛盾的牵连扩散,并适度照顾到韩国的安全关切,来推动"建设性并立"模式的构建,使中美两大国能够以互补共赢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共同为朝鲜半岛乃至于东北亚区域秩序提供稳定的规范。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阿尔巴尼亚的联盟抉择(1946-1961)——基于一种联盟理论的历史分析

联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普遍现象,针对联盟问题的研究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议题。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在1946-1961年内进行了三次盟友的变换,书写了一段罕见的小国联盟史,也为联盟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根据修正后的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框架,可以认为,阿尔巴尼亚在15年内先后选择同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结盟的复杂历史,实际上主要是受到制衡威胁、意识形态以及提供援助这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自身的脆弱性使得阿尔巴尼亚需要依赖结盟的方式而生存。结盟关系的转变,实际上是应对不同时期制衡当时最大外部威胁的手段。由于霍查政权的稳固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在阿苏分裂和中阿结盟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最后,能否为阿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会对阿尔巴尼亚选择盟友产生一定的影响。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冷战后美国政府对朝鲜的战略思维探究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一直在"接触对话"与"孤立施压"之间游走。一方面,美国对朝鲜施以强有力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军事威慑,甚至以军事打击相威胁;另一方面,待朝鲜承受不住压力的时候,再与朝鲜进行接触,迫使其弃核。美国对朝政策鲜明地反映出美国对"敌对国家"的战略思维特征。然而,这种战略思维却导致了其政策的不连贯性,不但无法迫使朝鲜就范,反而增加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刺激朝鲜加强核武和导弹能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蹒跚不前。     

中美博弈态势下的泰国南海政策

随着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美博弈的广度、深度和烈度都在加剧,而作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的南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博弈竞争的重要角逐场.美国为维持自己在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以"维护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为借口,多次在南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不但助推了南海军事化,更加剧了南海局势的紧张.此外,美国还极力介入和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除了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堵中国之外,还积极发展同越南、菲律宾等南海主权声索国的关系,企图形成制衡中国的同盟,导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竞争日益加剧,在影响地区安全的同时,也给地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选边站压力.在此背景下,泰国等地区中小国家,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通过施行所谓的"大国平衡"外交策略,把自己塑造成调和地区各种矛盾问题的重要中间变量.在经贸、人文领域深化同中国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南海、湄公河安全合作等地区安全议题上,泰国出现了"制衡中国"的态度倾斜,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平抑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让中美等大国在地区形成竞争均势,以达到游离于域内外大国之间"两头讨好"的目的.     

中美建交与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模式的转化

从国家互动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中美与朝鲜半岛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朝鲜战争使中美长期处于冲突型互动模式,直至中美建交,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互动模式开始转化。中美建交虽然没有立即使两国在朝鲜半岛互动的性质发生转变,但建交给两国领导人带来的认知变化、直接政治互动的增多及两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局部调整,为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的合作性互动提供了契机,由此,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由建交前的冲突型互动逐渐向竞争型互动转化。     

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

文章运用博弈论研究了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合作与纷争,结果发现:(1)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下,大国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一超具有比其他强国优先结盟以及阻止其他强国相互结盟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强国要么屈从于一超,与其结盟;要么独立发展。长期来看,在和平的环境中,潜力巨大的强国的成长以及由此引发的大国之间相对实力的改变,将会给现有国际格局带来冲击。(2)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大国关系,主要是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在这种格局下,作为一个相对实力快速提升的新兴强国,中国首先需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其次应与美国共同管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最后要和欧盟以及俄罗斯一道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3)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大国关系,只是众多大国关系中的一种类型。文章的研究为近来国内学术界所进行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案例。     

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

蒙古国自1924年建国至今,在对外安全战略上先后选择了"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以及成为"永久中立国"的中立战略。相比建国初期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盟战略,民主改革时期选择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平衡战略更具有优越性,它不仅使蒙古国从完全依赖于某一国家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使蒙古国的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由于毗邻大国和域外大国关系紧张导致蒙古国威胁感知上升,从而在2015年调整其对外安全战略、选择中立战略成为永久中立国。其主要目的是在不得罪两个邻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有效的永久中立国身份获得他国对其安全上的保障。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印度的调停外交

印度独立后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却因强烈的大国情结而在冷战中推行调停外交.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对待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其调停外交表现较为典型.由于调停时机不成熟,独立初期印度对印度支那奉行不干涉政策.尼赫鲁否定了支援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建议,在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上拒绝了越南代表的援助请求,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国保大政权之间保持中立.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调停条件渐趋成熟,尼赫鲁开始谋求以中立国身份居中调停,召开了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提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和平倡议",还派遣特使梅农在日内瓦会议上积极调停,为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发挥了一定作用.印度调停外交表面上是中立主义,实质上体现了利己主义与实用原则,也反映了其在追求"有声有色"大国目标与不愿卷入大国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中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