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论中形式与实质的探讨

在我国刑法学领域中,同一案件如果由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两种方法进行司法解释和判定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在面对实际案件中我们该怎样操作,这是我们需要作出努力分析的课题。依托社会现实,在条件不明确的,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暂时应当坚持形式解释论。     

慎重解释刑法论

刑法解释必须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进行,不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思想相背离,适用刑法、解释刑法必然需要十分慎重, 更不能感情用事。正是在解释刑法问题上,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表现出了不够慎重的态度,有些解释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对刑事法治建设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实质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个观点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究竟怎样理解公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实质是什么？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我们深入地进行探讨。一公有制是指公共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初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公有制,那是原始公有制,生产力极其低下是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出现了,否定了原始公有制,这是历史的进步。当生产力持续发…     

刑事法治:形式与实质之间——评刘艳红教授《实质刑法观》

我国刑事法治基本模式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新一轮的刑法学派之争。《实质刑法观》作为首部回应这一争论的著作,通过对刑法中所有基本问题在法律形式与实质理性对立统一层面上的分析,认为应构建包容性刑事法治国。全书形而上地论述了为何要主张实质刑法观这一核心问题,为刑法发展提供了一条可由之路。     

论媒体战的形式、内容与实质

媒体战是运用信息的战争,其形式随历史不断发展,实质是征服敌方心理。媒体战———信息战———心理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战争模式,根本特征是运用媒体、信息征服敌人心理。     

论刑罚目的与刑法解释的哲学方法选择

刑法的解释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解释方法背后往往反映了刑法解释者的刑法哲学观,而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造成对当事人的不同判决。作为法律解释者,心中当充满正义,目光需要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那么我们在解释刑法时应当持有什么样的刑法哲学观？心中应当秉持什么样的正义呢？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不仅对刑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部门法同样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在本文看来,刑法的解释应当是依据报应主义而实施刑罚的刑法解释方法,而不是立基于社会防卫或者刑罚的预防目的。     

从刑法解释泛化现象反思刑法解释的底线

对刑法条文过度解读或是创设性解释的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对刑法解释底线的随意破坏。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实质导向目的解释扩张适用所引发的刑法解释危机,践踏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严格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解释应该自我节制,遵循形式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理念在文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活动最大空间内进行,这是刑法解释结论合理合法的基础所在。     

数字环境中版权犯罪的实质刑法解释——以“复制发行”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环境中的版权犯罪问题成为重要的刑法研究课题。在数字环境下对侵犯著作权罪予以解释,应立足实质刑法解释的立场,注重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来回顾盼。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结合数字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特点,综合考量刑法目的,实现刑法的实质正义。就"复制发行"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在解释中应注意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并谨慎处理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刑民分界问题,坚持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解释与犯罪构成关系研究

刑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学的范畴,但有着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律解释的特征。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帝王原则,是刑法解释必须坚守的原则,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使得罪刑法定得以实现,刑法解释主要是对刑法分则也就是犯罪构成的解释,犯罪构成是刑法解释的基础。构成要件是由构成要件要素所构成的,对犯罪构成的解释事实上就是解释不同的构成要件要素,而不同分类的构成要件要素有着不同的解释方法。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是一种类型而非概念,因此对于构成要件的解释是一种归类思维,是解释者目光往返于案件事实与构成要件的过程。     

刑法不得已原则之提倡——与刑法谦抑性比较的抉择

刑法不得已原则是公民个人人权和全体公民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已牺牲公民个人人权,保全全体公民人权的紧急避险。刑法不得已原则倡扬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彰显对民意的遵从,并将常识、常理、常情一以贯之,较刑法谦抑性而言,具有主权在民,宽严有度,标准明确的优势。刑法不得已原则在理论层面以现有的法律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是否会崩溃指引刑事立法。在实践层面,不得已原则以刑法处罚是否会对行为造成褒奖,以及刑法处罚是否会引起普遍同情考量刑事司法与民众意愿的契合性。刑法不得已原则确保了刑法适用的紧迫必要,充分凸显了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积极践行能够裨益于刑事法治进程。     

从形式到实质:论刑罚的正当性

作为由国家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者剥夺某种权益的制裁方法,刑罚体现了国家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为什么可以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此谓刑罚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刑法信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刑罚的正当性必须进行全面和完整地证明。传统刑法学理论主要用"国家及其代表具有使用刑罚的权力或者资格"、"刑法的任务和功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目的"等四种方式进行回答。本文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应该从"来源正当"、"形式合法"以及"实质合理"等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进行证明和把握。     

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将"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也将该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首在刑法典中作了规定(第3条),并废止了与该原则相悖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派生原则,刑事立法在时间效力上坚持"从旧兼从轻",即法不溯及既住,除非依照新法对被告人更有利,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国刑法第12条对此也作了明文规定.本文要探讨的是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邓宝驹等人侵吞信用社资金两亿多元,依法被控职务侵占罪,该罪最高法定刑是15年有期徒刑,如同种情况发生在国有企业,则可判贪污罪,最高法定刑是死刑,两者差别很大。这样的判决合法而不合理,这就关系到法学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     

威权主义模式与刑法解释观

近年来,在一些政治理论中,不断有学者探讨威权主义,并将之与我国的社会政治模式相关联。威权政治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过渡与中介,其特征是强化社会稳定、扩张政府权力及矮化公民权利。反映在刑法解释层面,就是表征严刑峻法的价值趋向,具体为降低犯罪门槛、扩大处罚范围及加大处罚力度。威权主义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秩序保护效应,却是以挤压公民权利空间为代价,更是对社会自治的漠视。由此,需在司法解释当中平衡威权主义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在维护社会秩序时需要关注公民权利保障。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比较研究

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最终是为了解决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中国澳门地区刑法和内地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的差异决定了共同犯罪人类型的差异。相比之下，后者的分类方法更有利于正确量刑，但是两种分类方法对于如何对各共同犯罪人定罪都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办法，个中深层原因在于对共同犯罪究竞是一罪还是数罪的认识尚未明确，借鉴“行为支配理论”有益于解决上述问题。     

拨开我国刑法解释范式的迷雾——以刑法解释目标为向度

刑法解释无疑是构建现代法治的重要题域。但现行刑法解释体制的架构与实际运作因欠缺科学性而亟待重构。刑法解释目标作为探寻适用于刑法解释的最小公分母而对刑法解释权的配置具有"元意义"。以科学的客观解释论为基底,同时兼顾现有体制,主张由最高人民法院独享原本的司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保有消极的立法解释权,即只能裁决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的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异议,另外赋予办案法官一定的刑法解释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形式解释论选择

形式解释论主张,在认定构成犯罪角度上,应该以一个国家内公民的通常观念为基础,使刑法条文成为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形式解释论在刑罚适用上表现出了谦抑的态度,能有效避免刑罚不恰当地发动或者扩大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对自由的尊重,对过分强调秩序的矫正,形式解释论因其更加克制,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     

论西方股份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模式的形式与实质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管理学界对西方股份企业“两权”分离这种营运体制已经有过广泛的介述和探讨。但是,这些论述大都把重点放在“两权”分离的形式方面,对“两权”结合的实质方面论证得不够明确,甚至有的完全忽视这一问题,以致在所有权这个实质问题上引起一些误解。现在,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     

人民主体与我国刑法解释立场转向

刑法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均根源于人民主权理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下的卢梭和洛克之争,法理的同源性决定论争难有实质性的解释"增量",更难说推动刑事司法善治。"人民主体论"超越"人民主权论",是历史观和基于历史观基础上的政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可用人民主体论为我国刑法解释理论论争"定分止争"并将其融入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为体,确立面向公众共识、面向刑事政策、面向所有人发展的刑法的主体解释观,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解码中国刑法解释何以有理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