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政府对美政策及其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时期,安倍政府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层面的对美政策调整背后,蕴含着安倍政府试图实现安倍晋三个性化执政理念、对冲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和制衡中国、朝鲜“安全威胁”三重动因。尽管2021年前后日美两国均迎来了首脑更替,但由于后安倍时代的日美两国在制衡中国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因而岸田文雄政府将基本延续安倍政府规划好的既定路线,在积极配合拜登政府对华制衡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尝试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战略自主性。受此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将大幅上升,中日关系可能再度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鉴于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举措妥善处理对日、对美关系。     

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态度转变

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日本安倍政府表现出极为抵触、防范的情绪,其根源在于日本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扭曲、错误的认知观使然。受其影响,安倍政府采取了多个层面的防范性政策,如,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DA覆盖、构建"价值观同盟体系"、挑起海洋问题争端、追加注资ADB以抗衡AIIB、提出"印太战略"新概念等。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最终促成安倍政府转变了其错误的认知观,并在具体政策上从"消极抵触"转变为"积极接触",为未来中日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性合作奠定了基础。     

日本在华企业的苦恼

今天日本经济界,已认识到中日关系恶化的危害。某日本经济杂志报道称,最近居留上海的日企驻在人员每逢聚会,最大的话题就是"今后怎么办",他们的谈话中不乏对石原挑衅中国的批评。该杂志报道说,中国"反日游行"后,其中一些企业开始考虑缩小投资规模甚至撤资。不久前,不少日本媒体鼓吹"撤出中国",但企业的真实想法到底如何?日本读者...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与应对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正值中日关系趋冷,从倡议提出日本负面居多的品头论足和各界的质疑,到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转为积极态度,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从日本政府的公开见解及政府智库的解读来看,经历了初期排斥、中期竞争、后期软性应对直至现在的积极参与几个阶段。与日本政府较长时间的较为冷淡态度不同,日本企业界的解读相对客观和较为积极。多数经济团体给予"一带一路"倡议较为积极的评价,一些与中国业务不甚紧密的经济团体对倡议表述较为谨慎,有的甚至充满了戒备心态;一些保守系媒体认为日本需要与美欧共同遏制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向外扩大,部分偏左媒体则认为应加强中日互利合作的正向报道;大学和智库的多数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构想,日本不应一概排斥"一带一路"。普通民众较为普遍地抱有戒备和担忧意识。随着目前日本自民党内主张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延长线上合作的呼声占据主流,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积极参与的姿态明显。但从中日产业和地缘竞争角度而言,预计日本不会轻易放弃既有战略而不设防地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博弈与合作互现将是日本谋求对华"一带一路"合作的基本诉求。     

安倍政府的中亚ODA政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以ODA政策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且多年来位居对中亚五国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前三名。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不仅提高了援助总额,而且还加大了无偿援助金额,并调整了重点援助国别。其ODA项目表现为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关注民生工程为亮点,以及重视对中亚地区的价值观塑造、积极参与联合国提倡的合作项目等。其政策调整的驱动因素有四点:"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推动下对一流国家地位的追求、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受到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催化影响以及意在"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从实施效果和影响来看,日本对中亚调整后的ODA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发挥政治影响力不足、难以实现能源进口国多样化目标以及受到日本国内经济问题的制约等;而最重要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日本在中亚社会基层民众中的受欢迎度,这将成为日本进入中亚的潜力。安倍政府对中亚ODA政策的调整不会在政治、经济和能源方面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但其ODA政策的成效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进入中亚、建立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实现"民心相通"等目标提供了启示。中国应在中亚地区重视民生工程,在参与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以及加强双方各层次人员的交流。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媒体与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以《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心

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媒体,应当承担统合民意、引导舆论与监督政治权利并同其抗衡的双重责任。然而,综观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轨迹,尽管不能否认新闻媒体对民主主义的发展起了某种程度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作为民主主义旗手的新闻媒体,事实上从未真正反映民意,而是仅仅将国民视为"观众"。这不但加剧了政治与民意之间距离的扩大,而且也引发了民主主义的危机。文章以《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心,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与局限进行探讨。     

石原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石原现象是日本国内政治环境整体"右倾化"的具体表象之一,以其所代表的右翼势力为主要依托,其主要特点是思想上体现右倾与民族主义情结,行为上进行组织整合、企图问鼎国家政权,在政策主张上修宪、改变国家制度以及外交上的排外反华等;其产生与持续演化,受到日本的经济萧条、政党制度、社会思潮与日本文化的特性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石原现象不仅冲击了日本政局、毒化了日本社会,也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必须引起重视与警惕。在安倍当政且日本第三极势力崛起后,注重研究石原现象是审视日本内政外交之间多元互动、应对日本在整个国际格局中非良性作用渗透的重要参照物。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安倍真硬得起来?

当选之后,安倍在外交和安保政策问题上释放了3个信号:加强日美同盟、改善同中国等国家的关系、在领土问题上绝不退让。今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降至冰点,鹰派安倍重新掌权,中日关系将面临怎样变数?12月17日,日本国会第46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老牌执政党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立政权取得了超过320个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58岁...     

论韩国《中央日报》视域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中央日报》在韩国主流社会中影响较广。其围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依时间的推移呈现五个阶段的特征,从报道的数量变化,清晰显示出无论是其最初持"冷眼旁观"态度,还是最终积极报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特别是采取积极行动,深入中国内地以及"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实地采访报道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与影响,都说明该报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韩合作持积极看法。《中央日报》的报道还揭示了首脑外交、议题设定在推进中韩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央日报》报道呈现出的冷热不均的阶段性特征,启示我们中韩关系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而且需要加强两国媒体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

冷战后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安全关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的安全战略出现了有意制衡中国的实质性转变。日本开始寻求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并将此作为安倍内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意图主要包括：一是通过＂两海联动＂策略牵制中国;二是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沼泽之中;三是借此压制中国...     

法语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梦”的解读

"中国梦"在法语国家的传播涉及欧洲和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受纳状况,但我们对它的认识严重不足。本研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文本数据分析方法,分析法语国家媒体报道和解读的"中国梦",涉及报道内容、热点和态度。研究发现,法语国家媒体对"中国梦"的关注呈现多维度和持续性特征,且以消极情感略占上风。消极态度体现为质疑"中国梦"的内涵和可实现度,把"中国梦"定型为他们眼中的"恶梦"。研究认为,"中国梦"在法语国家的传播尚未产生我们期望的传播效应,还需要加大对"中国梦"底层文化价值观的叙述,通过国际媒体合作促动代表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目标受众的接受视野,消解偏见,增强"中国梦"解释中国崛起和造福人类话语能力。     

《八一五将近,安倍你跪不跪?》

（2015年第20期）期待日本有国际视野的大政治家的出现。目前的日本政府,格局不够。中日的地理位置关系是改变不了的。只有友好才能双赢,而双赢需要共同努力。@秦天PD现在中日关系是一种非敌非友关系。@小来子1984安倍其实是个政治调情高手。@马牧之日本只有正视反省过去的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中日关系才可能稳定发展!@王东亚0101。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非洲法语国家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分析

本研究采用数据驱动的文本分析方法,聚焦非洲法语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分析与该议题相关的报道年度、国家分布、关注热点、情感态度、新闻来源以及报道中反映出的媒体权力。研究发现,非洲法语国家媒体关注的主要是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议题和外交议题,总体态度积极且近三年关注度呈上升趋势。但负面报道依然存在,受法国、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影响,非洲法语国家媒体也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动机的怀疑,将其与地缘扩张、债务外交和资源掠夺联系在一起。从转载频次看,法国媒体对非洲法语国家媒体的影响远大于中国媒体。这说明在非洲法语国家有效推进"一带一路"争取更有利的媒体话语权势在必行。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安倍遇刺后,各国反应

安倍遇刺后,各国政要纷纷作出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作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