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政党解盟视角下德国联盟党的选举困局——基于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分析

在西方政党政治中,主流政党的政党解盟趋势已经逐步成为常态化的政治现象.究其原因,新政治分野的出现使得主流政党整合人民意愿和解决选民诉求的能力持续弱化,选民对传统全民党的依附性与认同感下降,候选人的形象逐渐取代党派认同成为影响选民选举决策的关键因素,而这种政治个人化趋势的愈加显著进一步加剧了政党解盟现象.在2021年德国...     

世纪末的抉择——''''98德国联邦议院大选形势分析

本文比较了德国执政和在野党各自的态势及各政党的竞选纲领，分别肯定了科尔的政治功绩和施罗德的竞选潜力，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分析了竞选前景，并简要展望了下届政府几种可能的组阁模式以及政权更迭对于德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利比亚危机以来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

本文分析了德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等危机中的表现,以揭示德国安全政策的新动向。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决议上的弃权,以及德国其后在叙利亚问题和马里内战等事件中,只是出于联盟团结、尤其是修补由于利比亚危机造成的形象受损而象征性地参与防御性或训练性行动,这表明"克制文化"在德国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尤其从利比亚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可以看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受到内政的驱动,换言之,德国日益以民调所反映的本国利益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出发点,甚至不惜为此损害与西方伙伴的联盟。"克制文化"、联盟团结和内政驱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从两德统一以来,正逐步走向"有限的正常化"。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战后经济政策变迁刍议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一种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于二战后在联邦德国确立。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竞争秩序。但是,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须在经济理性与社会关怀相结合的原则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成为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     

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

统一后的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本文应用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在面对冷战后几次战争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德国政策的摇摆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体现,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外部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不一致,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处于变化之中,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德国政党体制的变迁

德国政党体制正在发生深远变革,铁杆选民对政党的传统归属感下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党纷纷调整战略,政治主张更多是围绕当下具体的政策领域而非传统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张有交叉和部分趋同趋势,政党间政治结盟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大。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政策话语转变与社会救助改革：德国的经验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后,德国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从再分配话语转变为社会融合话语。伴随着政策话语的转变,德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并于2003年经联邦议院通过,最终在2005年得以实施。改革把社会救助与失业救助合并在了一起,这表明,受助者不仅是被同情的弱势群体,不再是单纯的权利享受者,政府开始承认他们必须承担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希望通过改革促使失业者不再依靠社会救助,而是重返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融入社会。通过对德国经验的考察,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与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话语的转变对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在相关政策话语的构建和转变方面,学术界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三,社会救助政策话语的选择只有符合本国的国情与时代要求,才有助于制度的良性发展。     

德国教授谈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2004年9月2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大学国际政治、安全政策、国防及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施塔克教授(Prof.MichaelStaack)在社科院欧洲所做了题为"欧盟东扩背景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报告。现将报告内容摘要介绍如下。欧盟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施塔克教授认为,欧盟安全目前所面临     

德国的中亚政策

中亚大量德意志人的存在使德国在苏联解体后迅速积极地介入了中亚事务,而能源、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亚战略地位的提高则使德国不断增加在中亚的投入并制定了中亚政策；与此同时,德国也推动欧盟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推动欧盟出台了中亚战略.德国在中亚的影响将继续扩大.     

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解读——观念变化与政策变迁

英国的福利国家是多重政治力量和思想妥协的一个产物,汇聚了不同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它也是一个变化的体系。不同政治力量围绕平等、分配和国家的观念分歧及其变化决定了实际政策选择范围和结果。作为该体系的主要缔造者,英国工党有关福利国家的观念直接影响了英国社会政策的演变。这种变化、多元的视角是我们理解英国工党社会政策的基本前提。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     

德国在北约东扩后将采取的安全政策

北约东扩后，德国的安全政策可以概括为“拖住美国，团结法国，争取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为了削弱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霸主地位，德国想以“欧洲防御一体化”的名义，将西欧联盟发展成驾驭政治军事危机的工具，并最终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中国政府与“保护的责任”辩论:基于安理会相关辩论发言的分析

近年来,"保护的责任"的理念迅速发展,对中国外交传统话语构成了挑战,已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热门议题。文章通过梳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辩论中的表态,以及达尔富尔、利比亚、叙利亚等关键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以编码聚类与词频统计的方式,归纳了中方话语调整的基本特征,凸显了其延续性与灵活性。文章认为,中方巳形成了对"保护的责任"有条件的支持、强调对其应用进行适当约束的基本立场。在相关辩论中,中方论述集中于如何"负责任"地实践"保护的责任"。伴随事态发展,话语焦点也从"有条件地适用"转为"反对滥用"。中国政府力图防止因"保护的责任"概念过快发展而对国际秩序与自身利益构成冲击,并努力推动"负责任保护"的实现。中方无意对抗或颠覆国际人道秩序,相反还是其重要的建设性力量。     

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德国公私合作制论析——基于国家角色变迁的视角

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常被归咎于市场失灵,要求强势管控的大政府回归的呼声甚嚣尘上。本文以经济危机爆发前后德国的公私合作制实践为研究对象,对战后德国的国家角色变迁进行了简要梳理,依托担保国家理念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政府失灵也并不能说明市场就是万能,市场失灵后也不必召唤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再次归来。公私合作制就是担保国家理念的实现模式,是在市场神话和万能国家之间的恰当选择;在体制性的经济危机中,要继续推进和完善公私合作制,不应予以简单否定。     

德国的新亚洲政策

奉行积极的亚洲政策是保障德国未来的一项战略。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发展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经贸和投资方面的全面合作，开拓亚洲大市场，促进亚洲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

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本文试图论及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历史发展、政策原则、组织实施及其作用等方面，以期达到介绍德国对外文化政策概貌的目的     

德国中亚政策的目标和路径选择——基于俄文文献的考察

当前德国中亚政策从以价值输出原则为导向,转为以利益共享原则为导向,德国无意与其他大国在中亚地区搞外交平衡,也不愿意以经济手段搞政治对冲。德国认识到,输出民主价值将打破中亚地区的政治传统和政治平衡,因此,弱化价值输出、突出利益保护是德国中亚政策的核心目标。利用经济参与、政治互信等路径实现德国中亚政策目标,符合地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