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股份公司董事义务初探

日本股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及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构,监事会则专司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督职能。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日本现代股份公司股东大会的形式化成为必然,相应地董事及董事会则成为掌握公司大权的新贵。资本家便退居幕后,而由作为经营者的董事站到了前台。经营着巨大股份公司、起支配作用的是经营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20世纪是大企业经营者的时代。日本学者西山忠范称之为“经营者专政”。21世纪这种趋向只能是愈演愈烈。而日本公司相互持股制度,在公司内部又形成了一种彼此信任却互不追究责任的制度,更是导致了董事的无责任化经营。绝对的权力衍生绝对的腐败。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中发生的系列丑闻,经营者们就曾受到社会的责难。日本商法不断完善、强化公司董事义务,就在于对董事的权力进行制衡,约束所谓的“经营者暴行”,制止董事权力的滥用,以保护公司、股东及公司第三人的利益。     

德国职工“共决权”何去何从？——对目前德国职工“共决权”讨论的一些思考

职工“共决权”——“共同决定权”——是指职工参与公司管理,享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公司决策等进行共同决定的权利。德国的职工“共决”制度以其完善和稳固的体系,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在近年来德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饱受质疑,对此,德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纷纷展开了讨论。本文从简单介绍德国职工“共决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入手,对现在的讨论焦点进行总结,最后提出笔者对德国职工“共决权”改革的一些看法。同时,为了开拓新市场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德国大型企业乃至中小型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廉     

论德国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

德国建立了极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二元制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该制度具体体现为劳动者参与管理的两个制度层面:企业层面与公司层面;三个领域:社会事务、人事事务、经济事务;两种权限:参与决定权与参与协作权;三种功能:保护功能、均衡功能与社会福利功能。德国学者从人的尊严保护、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民主理论、制约权力等方面对这种参与管理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但也有论者从侵害所有权、妨害结社自由、累加性参与管理导致劳动者一方处于优势地位等方面对其提出批评。目前德国司法机关多通过所有权负有社会义务和《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论证劳动者参与管理的正当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资协议中的开放条款、企业结构变迁以及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都在影响德国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的发展。德国劳动者参与管理制度,对中国制度完善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德国经济领域中的共决权

战后德国通过立法程序 ,逐步建立了雇员参与企业管理的共决权民主制度。共决权制度既维护了雇员的利益 ,调动了雇员为企业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 ,它除了在规定的方面限制了资本的力量之外 ,也使雇主或股东为企业或自己谋取合法的权益得到了保障。     

试析美国总统的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以美国对华出口卫星为例

在美国总统的行政权力中,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是一项比较特殊的权力,来自于国会的授予。在获取授权之后,总统可以相对独立地行使这项权力。总统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应用广泛,但也受到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涉及到美国对华卫星出口领域的问题时,总统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在1998年前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由于国会收紧控制、美国指责中国扩散导弹技术,以及主观上对华认识的偏见等,导致总统再也没有行使过法律条款临时中止权,美国对华卫星出口业务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战略考量与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战略考量,在三种思考模式下发生变化。首先是权力思考决定了日本最初对"一带一路"采取观望态度,作为贸易大国的日本对海权变化密切关注,担心利益受损,因此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观望态度。其次是利益思考影响了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经过测算,日本认识到"一带一路"可以带来巨大商机,日本企业不能丧失机会。第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基于外交思考,特朗普退出TPP让安倍十分失落,主要国家就"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对安倍也是一个刺激,而安倍也试图在中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总之,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开始转变,在保持谨慎的同时,通过有条件的支持,谋求权力、利益和外交上的好处。     

日本股东代表诉论制度评析

一、引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法为保护股东权益，鼓励少数股东积极行使监督权而创设的一项制度，它又称为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公司机关成员如董事、监事、发起人等实施不当行为侵害公司利益，需对公司承担责任而公司却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代公司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恢复公司财产损失和加强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的功能。~①该制度由英美法首创，继而被众多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日本、德国、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成文法中都确立了该项制度。近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撰…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中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研究

文章从中俄两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特点、成因和治理的角度,反思转轨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由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如果仅仅把国有企业改革理解成在法律上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而不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这样的改革既不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也不会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俄两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产权制度,强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强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推动中俄两国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 旺地人兴助推“五化三型”发展

<正>长沙芙蓉农村合作银行是根据国务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精神,经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湖南省第四家农村合作银行,是由辖内54家法人企业、833名自然人、157名职工入股组成的股份合作制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全行下辖13个支行、1个营业部、13个分理处,拥有员工300余名。该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依法成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选聘     

俄国历史的东方节律

人类生命中的七代更替与自然界生命的变化相吻合。将俄罗斯的历史从蒙古入侵开始按七代周期划分,结果反映的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演进过程。这同时表明,与正统基督教传统融合的东方遗产,对俄罗斯而言才更具决定性。俄罗斯大规模基督教化的进程正是发生在14-15世纪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因此,东方对俄罗斯历史节律产生过有利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伊凡三世将"权力—财产"原则引入了俄罗斯的生活实践。从此,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了权力(占有)功能;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某些历史阶段,俄民众相信权力—财产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另一些阶段则怀疑其自然性。这两种情形的高潮期都非常准确地"切入"从蒙古入侵算起的七代更替周期率中。后苏联时代的事实表明,正在发生的不是权力—财产系统的原则性突变,而是内部调整,目的是使监管机构现代化并以此使该系统得到加强。这种趋势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模式则被俄民众无意识地否定。     

美国最高法院完成全面右转

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在“罗诉韦德”案中裁定妇女堕胎权受美国宪法保护，2022年在“多布斯”案中又宣布美国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妇女享有堕胎权。同一法院在两案中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原因不是美国宪法相关条款被修订，而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构成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人士逐渐替代了数位自由派大法官，至2020年则完全掌控了最高法院。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最高法院对诸多宪法条款做出了与前不同的解释，涉及领域包括竞选开支、公民投票权、宗教信仰和政教分离、枪支管制、政府监管以及堕胎权等，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相当全面的反自由主义的司法革命。根据美国宪法，非民选的司法部门应在一个总的民主框架的制衡下行使自己的权力，近些年来这种制衡力度有明显削弱趋势，出现了所谓“少数票法官”。一方面法院权力上升，另一方面对法院的制衡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而且将继续挑战美国现行的宪政制度。     

东欧国家工会保护职能的变化

工会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列宁把这种保护职能概括为“两种保护”,即既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要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他说:“全体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直当保护自己,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08页。)他还指出:工会应该“经常纠正由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独特的研究进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以利益为研究的出发点,以利益为中心和轴线,研究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发生和发展,研究利益与阶级的关系、利益与社会的关系、利益与国家的关系、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利益与权利的关系。它从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确定了政治关系的实质是以国家的公共权力实行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来维护、协调和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由无产阶级利益而生成的这种政治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研究对象。     

德国特殊解雇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德国特殊解雇保护制度保护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特别弱势的雇员,另一类是雇员的集体利益代表。相应地,特殊解雇保护制度实现了两个层面上的功能,对于第一类雇员基于其特别弱势的地位而保护其个体利益,实现社会正义,而对于第二类雇员则是通过对其成员的保护促进雇员集体利益代表机构的设立和正常运转。德国特殊解雇保护的方式也分为两种,一种是限制解除的事由,只有在雇员有重大违约行为或者企业关闭的情况下允许解除,另一种是要求解除前必须获得主管机关或者雇员集体利益代表机构的同意。相比之下,我国特殊解雇保护制度的保护范围狭窄,保护方式也单一。目前在我国工会改革的背景下,最为迫切的是增强对职工集体利益代表比如工会委员的保护。     

冷战后日本与东盟地区安全合作的限制因素分析

东盟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影响东亚未来的安全走向。冷战后,日本和东盟都奉行"综合安全"的观念,安全目标的重叠构成二者合作的基本条件。然而二者因原动力即各自利益追求不同而导致追求安全的目标以及路径也有所区隔。认知差别、权力结构和规范因素构成了限制二者合作的三个主要变量。在不同程度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与二者获得综合安全的路径相互影响。而二者在多边安全合作对话平台中的摩擦与分歧恰可作为安全合作挑战的注脚。     

美国国会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钱袋权是美国国会最为基础而关键的权力。1789年以来,美国国会拨款制度已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与调整,拨款权力从分享到集中再到分享,拨款委员会的政治角色也随之从守财者转变为散财者。拨款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顺应了联邦政府的发展需求,也反映出府会间的对峙,以及国会内部党团、委员会等相互博弈的政治进程。美国200多年来的拨款制度演进史虽然集中地反映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理念,但也导致了拨款过程中的一些制度性缺陷。     

“保护的责任”:冷战后西方人道主义介入的理论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保护的责任"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干预的"指导原则"。它强调国家主权中所蕴含的保护国民免于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的责任,以及国际社会在国家未能提供这种保护时所负有的保护责任。通过强调保护弱者或者受害者的道德必需和共同人性,"保护的责任"试图建构人道主义干预的国际共识,用道德框架界定西方在"人道主义秩序"中的权力和角色。但由于"保护的责任"是在"人道主义介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无法避免西方固有的权力政治模式,因而在执行"保护的责任"中曾发出试图突破安理会授权和当事国同意的冲动的声音,由此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担心和质疑。因此,"保护的责任"虽然在观念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但目前尚未成为一种新的国际规范。     

富如何过三代?

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的人数越多、杰出人才越多、董事成员越多,越不利于代际传承。全球通病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即"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这其实不算是"中国特色"。在传统的欧美肥皂剧里,第三代搞砸爷爷辈创建的公司也是经典的家族企业发展轨迹。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有孙辈能够上演这一幕,因为公司在那时往往...     

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动因与前景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权。然而,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从情报机构的"监管者"变为"授权者"和"辩护者"。美国国会情报监督体制总体呈现"失灵"状态。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的深层原因在于情报监督体制趋于"碎片化"、情报活动的特殊性导致美国国会对于情报的高度依赖,以及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与"情报复合体"的强大利益关切等。尽管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做出了推进新一轮情报监督体制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国会内部缺乏改革共识,国内民意分裂,以及国会在情报监督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国会加强情报监督的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