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筹资方式。人均寿命增长和出生率下降而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导致了制度赡养率的提高和养老金支出的急剧增加。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面临挑战。2001年里斯特养老金的实施使德国从单一的养老保险体制开始向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变。2004年吕库普委员会提出在养老金计算公式中引入与人口变化相关的可持续因子并建议在2035年前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德国养老保险体制现状、改革方案及其筹资模式

本文介绍了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结构，包括机构设置、资金筹措和养老金计算方式等，重点介绍了德国１９９９年养老金改革方案，剖析了德国保持现行的现收现支模式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养老保险体制构建中的若干启示：如实现养老保险的三支柱原则、现收现支模式上辅以资本积累模式、屏除保险异化内容、鉴于人口寿命增加而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以及提前领取养老金必须打折等     

欧盟新成员国的养老保险改革与欧盟的“开放式协调”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有两种进路,一种是以捷克为代表的参数调整型改革,另一种是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范式转换型改革。范式转换型改革对有关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锁定”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分析了中东欧国家进行范式转换型养老保险改革的原因,讨论了改革的社会政策后果,并结合欧盟国家养老金改革的趋势,就欧盟的“开放式协调”与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养老金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由于遭遇人口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度转变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尽管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对储蓄率、消费率、投资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了基本适合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     

蒙古社会保障"名义账户"制改革研究

为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蒙古于1995年建立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但很快就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2000年蒙古实施了"名义账户"制改革,并开始着手建立多支撑的养老体系.本文考察了这一改革的过程和成效,并探讨了"名义账户"制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主要制度及其启示

历经134年多的发展,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主要制度已臻于完善。具体来说,在法理基础上,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系统贯彻了团结原则和辅助原则;在组织模式上,德国法定养老保险选择了自治公法社团法人,并实现了其内部的成员团体性和外部的自治独立性;在被保险人范围上,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实行了以职工为原则、以非职工为例外的覆盖范围;在保费缴纳上,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完整贯彻了劳资协作的社会团结理念,强调劳资双方原则上应平均分担保费;在待遇给付上,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建立了以“复健优先于年金”为原则的法定待遇给付体系,并同时实现了保障功能的多元化。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可考虑借鉴德国法定养老保险的有益经验,并在相应方面进行必要改进。     

加拿大社保制度改革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十年回顾与评价

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加拿大建立起一个典型的多支柱社保体系.但为了应对老龄化和解决其财务不可持续性,加拿大政府1997年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改革方案:没有触动原有DB型现收现付的制度框架,更未引入个人账户,而是通过"前倾式主动型"上调费率的改革方案,达到了增加社保制度"预筹"因素的目的,这是旧制度"后倾式被动型"上调费率的效果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比较明显,很快就形成较大缴费余额和积累,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10年来市场化投资收益率基本令人满意,其规模在发达国家几个最大的主权养老基金中名列前茅.鉴于此,加拿大的改革应被看成是一个介于"参数式改革"和"结构式改革"二者之间的改革类型,可被称为"投资型现收现付制改革"或"半结构式改革".加拿大1997年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的做法,现在看来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代表性和唯一性,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其DB型现收现付制财务可持续性的一个务实选择和潜在方向,甚至成为未来改革的一个潮流,值得中国业内极大关注.     

欧盟国家社会养老的制度选择及其前景——兼论“名义账户”制对欧盟的适用性

面临全球老龄化 ,欧盟国家社会养老保障的两个共同特征即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方式和待遇确定型 (DB型 )给付方式是导致其陷入财政困境的主要制度性原因 ;除财政不可持续性以外 ,欧盟还有一个独特的地区性困难 ,即一体化过程中要求养老制度具有便携性以适应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客观要求。缴费确定型 (DC型 )积累制虽然可以解决欧盟的“双重问题” ,但却由于巨大的转型成本而使之成为不可能 ;这样 ,DB制与DC制相结合的混合型制度就成为当今学界讨论的焦点。在可供选择的两种混合型制度中 ,欧洲四国几年前采用的“名义账户”制是一个制度创新 ,基本上可以解决“双重问题”。本文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名义账户”制对欧盟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逐一介绍和研究了欧盟委员会推荐的向“名义账户”制过渡的三个方案 ,探讨了欧盟国家引入“名义账户”制之后的前途。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过渡性替代方案 ,同时也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法国养老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基本养老制度、补充养老制度和再补充养老制度构成的养老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人口老龄化、经济萧条等因素影响下,该制度陷入了收支失衡、难以持续的境地。从90年代初期起,为确保养老制度可持续,法国开始改革,在对基本养老制度和补充养老制度"开源节流"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撬动基金制的再补充养老制度的发展,使养老风险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整体而言,基金制在法国整个养老体系中的占比依然微弱,保持现收现付制的核心地位不变仍然是法国社会的共识。尽管如此。伴随着公共养老金的持续缩水、养老保障的二元分化、非正规就业的增加以及民众养老观念的转变等,基金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德国统一与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德国统一与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耿志民联邦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承袭并发展了俾斯麦时期的社会保险基本原则与方式，即遵循公平与效率并重、自助与公助结合的原则，政府扮演立法者、协调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社会保障体系作为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系完...     

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魏玛共和国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也是德国政治教育制度化的诞生时期,对当代德国的政治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本文通过对其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剖析,探询魏玛政治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     

历史学派与德国特殊发展道路

本文作者分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观实质及其民族（国家）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关系。作者认为，历史学派的民族（国家）主义为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也为其悲剧性结局负有部分责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客观地分析和探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长期封建割据造成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晚于英、法等传统西方国家。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路径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由血缘、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一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较为特殊,这也决定了其融入西方过程的曲折与漫长。20世纪90年代,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地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德国民族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新德国问题"。     

民主德国的国家管理机关

一、权力机关民德是一个单一的议会制国家,没有行使独立权力的省或州,各行政管理区域只拥有中央专门授予的权力。这一制度与法国的单一制相一致,也与美国各州和各县、市关系相一致。不像总统制国家,民德不搞分权制或制衡制。一切权力归属于国民议会。这一点与英国相似。在国民议会500个席位中,全国阵线各组织的席位分配是:统一社会党127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民主农民党各52席;自由德国工会联盟68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40席;民主妇女联合会35席;以及文化联合会22席。国民议会每年召开3～4次全会,会期有时仅一天。代表按差额原则5年改选一次。国民议会是民德唯一的立宪     

德国参与南极事务的历程与特点及其启示

由于二战的原因,德国参与南极事务较晚。1974年之后德国认识到南极对于德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开展南极研究。研究德国在南极事务上的参与特点,比如积极利用南极条约体系维护国家权益、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强化实质性存在以及国内多元参与主体协调机制明确等,对于中国参与南极事务与并实现其南极国家利益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德国在“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上的立场转变及其影响

德国是制定双边投资协定的先驱,很多国家以其协定为范本。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已成为多数国家与地区的共识,德国及欧盟也不例外。近年来,由于德国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角色转换,德国兼具了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尤其,在"大瀑布"案后,德国开始反思该机制的负面影响,对其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进程中,德国及欧盟越来越认识到了"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负面影响,立足于保障东道国的国家规制权与公共利益,对该机制表达了反对意见,提出了投资法院制度这一新设计。如何平衡好投资者个体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也是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德国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影响——以斯洛文尼亚和黑山两国为例

<正>德国无疑是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德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其经济"后院"及势力范围,因此,中国一中东欧合作机制,特别是中国在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参与,引起了德国的极大关注。德国对"16+1合作"机制的看法对中国一中东欧合作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一德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就等同于在更大程度上     

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德国国家性格的改变

个人的性格受制于其成长的背景,国家性格则来源于文化传统,而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历史和地理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军国主义是德国历史上典型的国家性格,但是其文化根基却是权威主义。军国主义因为它激烈的外部性较为引人瞩目,但其文化的内敛性却常为人忽视。本文探讨了德国军国主义国家性格和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孕育了德国权威主义政治文化,而文化的顽固性、渗透性和继承性,又使得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极大地支撑了德国后来的军国主义。二战以后德国改变了军国主义的国家性格,但是彻底改变了的却是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