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轻易放弃大目标——兼与李强同志商榷

坚定的信念是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说信念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对于政工干部来说,信念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必须坚定。道理很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无非是要人们接受一种道理,而且对这种道理确信无疑,并用以规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如果政工干部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所宣传的道理将信将疑,那也就无法给人以坚定的信念,因而也就难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生产力——与秦德君同志商榷

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生产力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否定的根据是生产力概念的全部内涵,属于社会的物质形态范畴;而思想政治工作则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范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劳动生产力属于物质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则属于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转化,但不能把思想政     

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办实事——与董少存同志商榷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8年第12期发表的董少存同志《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办实事”吗?》一文,读后颇受启迪,同时也感到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我同意这样的见解:把思想政治工作等同于办实事、简单地归结为办实事是不妥当的。但如果据此来否定做思想     

也谈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学——与张蔚萍同志商榷

读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1年第1期张蔚萍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学》一文(以下简称《文》),结合参阅他编著的《新编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以下简称《书》),受到诸多启发。但是,其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含义、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学关系的理解和表述,似有欠妥之处。为了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基础理论建设,特提出商榷,并求教于众。《文》和《书》在说明“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的科学含义”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最初……是一个实践性概念,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一个应用科学概念”;并且认为“作为一个应用科学概念,它已经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既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又包     

也谈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夏秋冬——与邢树云同志商榷

邢树云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夏秋冬》一文,从历史上回顾了思想政治工作时冷时热的现象,并把这种现象比作春夏秋冬的变化。读了深受启发。不过,把这种变化说成是一种规律,有些观点尚值得商榷。对此,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思想政治工作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曾有过春夏秋冬的现象,有时被贬得一钱不值,有时被说成是灵丹妙药。这种现象的存在,从不同方面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因此,正确地认识这种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克服这种现象的途径,是完全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会出现时冷时热、冷热交替的现象呢?邢文认为基本原因有二:一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抽象性;     

政治文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兼与朱日耀同志商榷

深入开展政治文化的研究,对于我国目前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有极重要的意义。可是,学术界对这一点论述尚显不足,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政治文化的确切涵义到底该怎样理解,本文试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6期发表的朱日耀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给我们很大启迪。比如他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心理三者关系的论述,指出,社会政治心理是政治思想得以植根的土壤;政治思想是社会政治心理的结晶;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作用整个社会的桥梁等,这些精辟论述是十分正确的。可     

要科学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与钱人凡同志商榷

读了钱人凡同志在本刊今年第1期发表的《对一个提法的质疑——思想政治工作能保证企业社会主义方向吗?》一文(下称“钱文”),颇感新鲜,也受到诸多启迪。但对于该文否定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下同)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保证作用这个基本观点,我却不敢苟同。谈点歧见,与钱人凡同志及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共商。我们说思想政治工作对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保证作用,并不是指单靠思想政治工作就能确保     

“总劳动”不能创造总价值──与方华同志商榷

《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刊登了方华同志《劳动价值论新探》一文，读后令人颇收教益。但是，方文（下同）依据其“总劳动投入形成总价值、即总劳动投入多少总价值就创造多少”的理论“新基点”得出“金融劳动、科学文教劳动、行政国防劳动等社会必需、有效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因而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在当前劳动价值论的话题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读后尚存疑虑，主要分歧在于：方文所谓的“总劳动”（包括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否能创造经济学意义上的总价值？现就此问题向方华同志作进一步的请教。一…     

两点质疑——与张维达同志商榷

吉林大学张维达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第五部类内部的交换时说:“第Ⅱ部类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补偿可变资本5O0V和剩余价值500m部分,通过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卖给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就可得到实现。”(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学》1981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一论述有两点值得商榷。     

不能无限扩展商品交换原则的作用范围——兼与孙铭、陶祺同志商榷

本刊自今年第一期开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党的建设关系的专题讨论以来,陆续收到不少来稿,我们在以后几期中也陆续选发了一些文章.这一期,我们选发的三篇文章,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商品交换原则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相互关系,并对不同观点提出商榷.我们集中编发这组文章,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术空气,把讨论引向深入.本刊欢迎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只要来稿言之有理、言之成章,我们愿提供一席之地.     

老子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国钧同志商榷

老子作为战国春秋末期的伟大思想家,在其短短五千言《道德经》中,阐述了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中也描状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其具体内容与18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确大同小异(参见《理论探讨》1990年第1期马国钧同志《老子与摩莱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但笔者认为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差距,即老子并不是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至多只是不自觉地带上了空     

抢劫欠条构成抢劫罪——与洪春同志商榷

《行政与法制》杂志2003年第1期刊登了洪春《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一文，笔者认为洪春的观点值得商榷。     

政策分类依据之我见——与刘伟东同志商榷

读了刘伟东同志的《政策体系探析》(《理论探讨》1990年第1期)一文,颇受启迪,但对文中提出的“在政策体系内部,政策的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以我国的现行政策为例,按政策的功能范围可以划分为经济类的政策、政治类的政策、思想文化类的政策、科技类的政策、社会生活类的政策、对外关系类的政策、国防类的政策七大类。”我认为,这样分法很值得商椎。对政策如何分类,笔者不揣冒     

灌输不等于疏导——与王明礼同志商榷

王明礼同志的《灌输即疏导》一文(见本刊1992年第5期),读后颇受启迪。但对于“灌输即疏导”之说,我却不敢苟同。谈点不同意见,与王明札同志商榷,同时也就教于其他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灌输与疏导确有密切联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这并不意味着灌输本身就等于疏导。二者毕竟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谁也完全包含不了谁,谁也代替不了谁。灌输指的是传播、输入。思想工作中的灌输,就是把思想工作对象需要有而又尚未有的思想,从外面传播、输入到其头脑中去,变成他们     

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与高清海同志商榷

1989年第2期《新华文摘》转载了高清海同志《重新评价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以下简称《重评》,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一文,读过之后,感到文中的许多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高清海同志也持这种观点,他提出重新评价唯物论与     

如何认识物质鼓励问题——与承经中同志商榷

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鼓励,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课题。本刊去年第十一期登载承经中同志的文章后,收到了王学智同志的文章,对承文提出商榷意见。我们把王文转给承经中同志,他作了答复。现将两篇文章一并发表。不同观点的交流、切磋、借鉴,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深入。愿广大作者、读者和我们共同努力,办好这个园地。     

谈否定的方式——与袁继新同志商榷

袁继新同志在《理论学刊》1986年第12期发表题为《论否定的内外形式》的文章中,提出:“如果从否定的根据上看,复杂多样的否定形式就可以区分内在的否定和外在的否定这样两种基本的形式。”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研究。     

也谈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与常卫国同志商榷

本刊1986年第2期发表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卫国同志所写《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的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曾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而且不曾是一门科学;他主张现在要另外建立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在1986年4月召开的北京师大、天津师大、华中师大联合发起和组织的科学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上也     

管理定义之我见——兼与马洪等同志商榷

什么叫管理?综合近几年国内公开出版的辞典和管理学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是《国民经济管理学》一书主张的“职能论”。认为,管理“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他们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对社会经济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实施活动。”(《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1985年6月版,第10页)这与现在《辞海》的表述属同类。它强调了管理职能,把管理看做是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职能活动的总和。多年来,这种观点在我国管理学界最为流行。     

道德、历史、商品经济——与何中华同志商榷

如何看待因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负效应,成了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悲观者有之,乐观者亦有之;困惑忧虑者有之,拍手叫好者亦有之。何中华同志的文章《论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地位转换》(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3日,以下简称何文)可谓是乐观派的代表作。因为作者从哲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了当前经济行为中负效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说“商品经济在道德上产生负效应,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