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难题与破解

随着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提出,各地检察机关开始了以公开听证、公开听审、公开审查为主的诉讼化审查逮捕探索。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先定后审的作秀之嫌、过度公开的公审之嫌。应当坚持诉讼化审查逮捕的国际标准,通过听取意见构建诉讼化批捕的常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发挥诉讼化批捕的特殊价值。     

关于审查逮捕诉讼化的几点理论思考

审查逮捕诉讼化,主要是指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在人民检察院的主持下,解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的结构关系,其不仅适用于批准逮捕环节,也适用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和侦查羁押期限延期审查环节,其主要内容是审查羁押理由与羁押事实。审查逮捕诉讼化的模式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审查逮捕诉讼化需要证据开示,但只需要满足特定事实指向和程度指向即可。审查逮捕诉讼化涉及实质审查,但有别于审查起诉阶段的实质审查。     

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的反思与重构

逮捕是在较长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系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现有审查逮捕程序中立性缺失、行政化色彩浓厚、对抗性不足、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不符合司法权的运作方式。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关键在于塑造控、辩、裁三方诉讼模式,落实庭审化、对审化,确立优势证据标准,体现司法活动的亲历性。     

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在实践中为防止办案人员过高或者过低地把握逮捕条件而导致逮捕措施的异化,必须设置清楚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逮捕证明标准。从整个刑事诉讼证明体系来看,逮捕的证明标准要低于起诉和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立案的证明标准,体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递进性、层次性。我国逮捕证明标准总体上应当达到证据“清楚可信”的标准,即有关案件相关事实和被逮捕人情况的证据要清晰并且证据之间没有互相矛盾,使决定逮捕的检察官相信被逮捕人达到法定的逮捕条件。是否适用逮捕措施需要明确的证明标准,逮捕三要件基于不同特点也需有各自的证明标准,将中立的裁判者做出决定时达到的内心确信引入证明标准中,从而清楚地表述出三要件的证明标准。     

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困境和对策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受到当前司法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立法层面已有所确认,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日益成熟,而在审查批捕阶段,囿于受到立法不完善,配套机制不完善、执法理念陈旧等因素的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非常有限.为此,本文拟对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完善对策,以期对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有所裨益.     

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

在现代社会,侦查程序诉讼化不仅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体现。侦查程序诉讼化既是一种诉讼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侦查程序诉讼化要求将所有的侦查活动都纳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应当具有正当性,合理配置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建立＂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等。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存在许多问题,侦查程序诉讼化的整体程度较低,应当从侦查活动、侦查强制措施和侦查监督制约三方面进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审查逮捕中“社会危险性”条件适用状况的分析——以S省C市检察院为例

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受理的提请逮捕、批准逮捕及不批准逮捕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得知,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细化,进一步降低了逮捕率,提高了逮捕质效。但同时,审查中仍存在公安机关够罪即报捕、审查批捕较封闭、重罪行危险性分析轻人身危险性分析、捕后轻判率仍较高等问题。因此,建议,在审查逮捕中应明确公检双方责任;完善社会危险性证明制度;落实听取嫌疑人、辩护律师意见制度,以提高审查批捕的诉讼化程度和公开性,最终使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适用更为科学、更具可接受性。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侵害环境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设立明确可行的环境公共利益司法救济制度,于是大量关乎侵害环境的案件得不到有效解决,损害环境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地遏制。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不断发展壮大。学术界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探索研究呈现热潮。尽管当前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机关能否参与及如何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尚不健全,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比如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和直接起诉。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发展,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有待规范。     

刑事侦查的诉讼化设想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具有"诉讼"的特性。侦查诉讼化的实现,适当限制了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使其不能成为随意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力量;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较为全面的针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以防止侦查机关的非法侦查行为,并在非法侦查行为发生时给予否定的评价。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的侦查制度。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目前,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工作时,由于诉讼监督意识不强、机制不健全诸因素的制约,影响到其职能的正常发挥。应从完善诉讼监督方面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理顺诉讼监督的外部关系,重构科学的诉讼监督考核机制等方面着手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     

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我国地方检察机关所进行的民事公益诉讼的尝试频频见诸报端，社会反响良好。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却鲜有检察机关提起或者参与公益诉讼的尝试。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而且目前检察机关在刑事、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司法实践为其提起和参与行政公益诉讼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因此，对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以原告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管辖的实践逻辑与理论反思

由于我国法律未对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立案管辖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实践存在特色有余,但统一性、整体性、协同性、专业性不足的现象。为了规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应遵循国家机关功能适当原则,坚持法律监督,在尊重检察权力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立案管辖规则：在纵向上,修正形成以违法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检察机关管辖为原则,以其他层级和地域管辖为例外的“条条管辖”;在横向上,明确专门检察机关立案管辖,合理设置集中管辖,调整专门办案机构数量以增补“块块管辖”。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其他诉讼方式难以替代的独到的公共利益实现功能。代表人诉讼分为代表人共同诉 讼和代表人集团诉讼,前者是在共同诉讼的前提和基础上发展而来,后者则突破了共同诉讼的极限,在不要求所有的人 起诉的前提下,由代表人代表集团起诉,进行集团诉讼。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时困境及其突破思路

在近几年系列新规出台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了不升反降的怪现象,现时面临着诉讼主体狭窄、缺乏配套机制、赔偿与执行难的困境。美国和德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对我国有借鉴作用。我国突破现时困境的思路是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细化个人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完善赔偿与执行制度。     

高校共青团工作转型发展困境与反思

新形势下,增强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站在新的起点,高校共青团要从工作实践出发,总结转型期面临的发展困境,提出破解困境之道,才能在实践中拓展工作阵地,凝聚青年。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代表人诉讼是我国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诉讼手段,但该制度在司法运行中往往处于被搁置状态。当事人适格放宽和判决效力主观范围扩张是该制度得以建立的学理依据。由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理论层面的分离。在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上,应当抛弃司法万能论,诉诸包括非诉讼手段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手段。     

异步诉讼的现状窥视及远景构想——以“广场化”转型为视点

作为一种源自我国的新型庭审模式,异步诉讼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诉讼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面。法官通过异步诉讼可以完成庭审、证据交换、调解等审理活动,法院通过异步诉讼向“智慧审判”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在实践中,异步诉讼的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既有主观方面及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立法方面及法理方面的因素,更有实践操作及认知习惯方面的因素。为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应继续借鉴互联网时代社交软件的发展和创新成果,以更现代化的方式实现异步诉讼。通过构建全新的“诉讼微广场”,让法官与诉讼参与人出现在同一“广场”中,并让异步诉讼不再局限于审理阶段,而是融入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     

实践群众路线的困境与新模式构建

当前,实践群众路线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目标任务没有量化、群众人数难以确定、利益代表可能错位、介入程度不易衡量、行动无法成为常规和自利人性不好平衡等。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与时俱进,创造出许多具体有效的新方式用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这些新方式为基础,可以从四个方面构建实践群众路线的新模式：群体行为模式、干群互动模式、代言模式和依法维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