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暂缓执行拘留

暂缓执行拘留是附有条件的暂时不执行拘留，是全面按期履行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例外。《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暂缓执行拘留规定了必须具备的条件，其实施也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进行。     

浅议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

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如回避、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和暂缓执行拘留等。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遵循后者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安部应尽快对前者加以修订。     

对治安拘留中担保情况的思考

目前，随着行政诉讼法的施行，在治安管理处罚中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日趋增多。但在执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办案人员在执行申诉与诉讼程序时过分求“稳”，大多采纳以被裁决拘留人交纳保证金的方式作为拘留裁决暂缓执行的先要条件，而对担保人制度则往往弃之不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被裁决拘留人的合法权利，在群众中造成了公安机关“只认钱不认人”的不良影响。公安部1986年12月20日公布的《关于治安管理处罚中担保人和保证金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被裁决拘留的人不愿找担保人或者提不出担保人的，…     

“暂扣款”合法化的正当性追问——兼论治安管理处罚担保

《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立的担保制度突出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它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充分保障了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仅能适用于拘留的暂缓执行,而且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不能随意地扩大适用到罚款处罚以使“暂扣款”合法化。     

试论我国行政拘留暂缓执行制度

行政拘留暂缓执行是我国治安管理中的一种处罚执行制度,是行政法上复议、诉讼不停止行政行为的例外情况。从立法的规定和执法的实践来看,该制度存在申请时间不明确、适用范围过于单一、"社会危险性"审查不好把握、权利救济制度规定不足等问题。需要明确申请暂缓执行的时间条件、扩大完善适用暂缓执行的范围、明确"社会危险性"审查的具体标准、将暂缓执行决定权司法化,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之我见——兼与赵化勤、朱凤清商榷

从法律价值、适用范围和法律属性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仅适用于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不能随意扩大到罚款处罚以使“暂扣款”合法化。     

海峡两岸治安管理处罚法制之比较与借镜思维

台湾地区的"法务部"为有效遏阻违法酒驾继续危害社会,曾建议其"内政部"效法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增订酒驾条款,冀图以行政拘留之处罚手段,以防制酒驾再犯。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台湾地区的"社维法"均将拘留纳入处罚种类,两者均属行政罚,区别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行政拘留规定,系由公安机关裁处,而"社维法"之拘留须由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定。双方治安管理法制各具特色,有值得彼此借镜相互学习之处,亦均有检讨改进之空间,有必要做更进一步比较分析,以供参考。     

治安拘留的国家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治安拘留（以下简称拘留）产生的国家赔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错误拘留包括违法拘留和不当拘留，二者均应当负国家赔偿责任；违法拘留其违反的法律为对被拘留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实体法；对错误拘留的确认方式有复议确认、复议后诉讼确认和内部监督确认三种；查处治安案件时使用暴力致使被拘留人遭受伤害的赔偿应定性为国家赔偿，其适用的程序有轻微伤赔偿程序和伤害犯罪赔偿程序两类。文章最后对违法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权赔偿金的计算作了说明。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

治安管理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法强制剥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政法律制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针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治安管理处罚种类重构对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问题的解决、公安机关的依法行政、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处罚种类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种类执行适用中存在相关问题,应调整警告处罚的执行方式、建立罚款与拘留的转换易科制度以及增加＂社会服务罚＂和社区矫正两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执行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执行制度主要由即时执行制度、罚缴分离制度、暂缓执行制度以及缓拘担保制度构成。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和实践来看,执行制度存在"重罚"价值理念突出,自由裁量权规制失范,处罚决定缺乏有效执行措施以及权利救济制度规定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议从四个方面对治安管理处罚执行制度进行修正,即完善回避执行制度、设立执行时效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处罚方式以及进行行政拘留执行的司法化改革。     

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只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但从法理及法律解释的角度分析,对于被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罪犯,无论其是在原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或者无期徒刑后来又被减刑为有期徒刑的,还是原判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和无期徒刑服刑期间,都应当作为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死缓制度中的期限问题浅析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独创，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在死缓执行的过程中，死缓减为徒刑的期限、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期限及其相关期间的计算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对现行治安处罚强制执行制度的理性思考

对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强制执行制度,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完善,治安拘留能否延期执行和罚款执行罚中治安拘留的具体实施,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终身监禁变更执行的法教义学分析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对美国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考察

美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保留并且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其对死刑案件设置了严格的诉讼程序，如特殊的死刑的诉讼提请批准程序、大陪审团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死刑执行方式等，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错判、误判的死刑，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这对我国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超越监所安全和深挖犯罪辩争的“六论”剖析

监所安全历来被视为看守所管理的基本问题,监所侦查是监所的一项法定职能活动,与监所安全、刑罚执行、教育改造和监所生活卫生管理等职能一样,是监所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监所安全与监所侦查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实务上,无论是从侦查实务角度还是诉讼理论角度,均存在种种争辩。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方法是研究监所侦查问题的基本方法,应明确监所侦查理论对于实践的应有引领作用。     

论审判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在审判阶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尚无明确统一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从而限制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审判阶段的适用。基于此,文章在对现阶段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平衡审查主体职能分工、明确审查标准、建立审查工作流程及完善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实现对检察机关在审判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构建。     

受贿罪实证研究

受贿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罪，也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本文研究的648例样本中，受贿罪的无罪判决率为0．62％，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率为2．78％，缓刑判决率为16．77％，事实上的自由刑（含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率为92．7％，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率为4．35％；648例全样本，平均受贿数额844167．70元，其中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占总样本数的73．6％，10万元以上的占56．5％，宣告刑平均刑期为8．79年，其中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平均刑期仅5．32年，接近于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在548例大样本中，平均受贿次数为9．45次，平均每次受贿数额为65331．45元，被告人受贿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样本总数的40％左右；受贿罪的平均案发时间间隔为49．70个月（4．14年），其中案发时间间隔在5年以上的样本数达217例，占样本总数的34％左右。“一把手”犯罪较为严重，占样本数的40．54％，单位领导（包括正职、副职等）犯罪占样本数的63．43％。     

论死缓变更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死缓变更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但似乎被法学界遗忘的课题。本文从变更程序、管辖以及变更事由等方面对死缓变更制度的适用与完善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政治话语与法理逻辑——对我国死缓制度的反思

死缓制度作为一项独创的法律制度,源自并沿袭了历史政策。其产生由于政治情势而省却了严谨的理论论证与探讨。1979年刑法对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在法理与逻辑上均存在严重问题,从而造成立法文意、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与断裂。新刑法虽对此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问题依然存在,只不过此问题变成了彼问题而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死缓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合理性所致。所以可以考虑舍弃死缓制度。这种建议并不违反我国少杀、慎杀政策,事实上死缓制度的背后反而隐隐有重刑主义思想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