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权力变迁规律初探

政治权力变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当前政治权力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价值系统对政治价值系统的不断渗透态势,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扩张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部分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认同感有所降低.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带来了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博弈,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变迁.为了有效地调控政治权力的变迁,就必须有一种机制把新生的阶层、团体等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使之与现存的政治秩序达到高度的整合状态.为此,要在巩固执政党权力的基础上,以制度、法规来规范控制权力的流动.同时对权力结构进行科学调整以开发政治权力资源,满足政治现代化对权力扩张的需求.并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有的放矢地调整与完善,以增强对群众的吸引力,夯实执政党的理论基础.     

权力异化的组织根源及改革走向

从权力授予的来源看,任命制是权力异化的组织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命制不利于防止权力异化,考虑以真正的选举制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制度.列宁强调人民群众的选举和罢免干部的权利.斯大林将任命制作为干部工作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扬弃"任命制,毛泽东把破除任命制,实行选举制,作为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江泽民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任命制逐步扩展为多种任用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大举措.任命制将随着党内民主的扩大而不断自我否定,从而从组织上防止权力异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城管权力的异化与防范

近年来,城管暴力执法、公民暴力抗法行为频频见诸报端。城管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化将约束执法者和公民的自由,导致双重异化倾向,而要消解这种约束,需要明晰城管权力的来源、范围和内容,制度化城管权力的制约方式,实现权力监督主体的全民化。     

论当代青年在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责任

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最基本的特征,这种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结构要素之间的恒定关系,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文化价值观的失衡。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对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剧变的青年在心灵上产生剧烈震荡,而青年的道德观念也在这种震荡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嬗变,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冲突中,当代青年一方面被新生活所诱惑,另一方面又被旧心态所禁锢,陷入了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当代青年应振奋精神,肩负适应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道德责任。     

权力异化、权力失制与权力制约--对权力问题的几点探究

从政治体系、政治决策和政治过程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逻辑的审视 ,政治权力的万能和无价 ,就像一个日常生活的普遍道理一样为人们所熟知。权力的价值在于 ,它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维系社会的构成、秩序、稳定和发展 ,也能满足掌权者自身利用社会的赋予为己所求 ,乃至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需要 ,因此权力腐败现象便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话题 ,本文对权力异化产生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制以及如何搞好权力制约作一初步分析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批判与折中兼具的"权力-道德"体系——论述E·H·卡尔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思想

E.H.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和道德各自的含义、性质、作用、局限性和相互关系的阐述,从理论上动摇了乌托邦理念最根本的基础,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框架.在批判理想主义的同时,卡尔并不是完全走向权力政治学,而是力图在现实主义之上构建一个有乌托邦成分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他学术思想的深邃严谨、学科建设上的远见卓识、挑战理想主义的勇气、对现实主义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多元主义思想的风格一直为后人钦佩和借鉴.     

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

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观照和研究,必须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大社会背景之中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转型,导致了由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构成的代际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代际关系的变化一方面使代意识日益觉醒,另一方面却使成年人的道德权威逐渐弱化甚至失落。这些因素充分地表明,社会转型是导致未成年人道德问题凸显的最深刻根源,因此也是提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任务最重要的客观依据。     

公共权力:悖论、异化与制约

作为权力的一种类型 ,公共权力不仅继承了权力的强制特征 ,而且对这一特征做了某种程度的强化 :强制具有了垄断性与普遍性。与私人权力相比 ,公共权力又具有公共性。公共权力这两方面的特征 ,如果配置失当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就会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私化、滥用都是这种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态。由此 ,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在制度层面上便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四篇)

编者按: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道德领域发生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担心。围绕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及其价值限度,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诚信等问题,本刊特邀专家学者进行     

权力之善何以可能——权力与道德关系之镜像探析

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思想家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德政同一论,认为权力与道德具有内在同一性,权力伦理就是伦理权力;二是权力无德论,认为权力与道德是对立的,根本没有兼容性;三是价值中立论,认为权力分析应避开伦理价值因素,遵循数理逻辑,使之保持价值中立。这三种观点均误读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结果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权力道德危机。事实上,权力从来就没有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权力的运行也从来就渗透着伦理道德因素,权一旦脱离德的滋养,它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因而,权力道德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论权力腐败的伦理矫正——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视角

权力腐败是我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在反腐的策略上,学者们往往过度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伦理道德在防治权力腐败当中的功用。笔者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反腐同样功不可没。从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分析的视角反对权力腐败,一方面要从“外”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另一方面要从“内”加强个体道德修养。     

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机制:失灵与补救

以道德约束权力,是传统德治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当前以德治国的首要目标。道德在今天之所以不能较好地发挥对权力的约束作用,不是道德失去了对权力的约束功能,而是我们的一些干部丧失了道德原则。因此,要建立以道德约束权力的机制,首先要使从政者建立、恢复和增进道德意识。在当前,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是要构筑从政者的道德底线。     

《论犹太人问题》对宗教、政治和人异化的探析

马克思早期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通过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清晰地说明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进而提出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消除人的异化,而使犹太人解放也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通过这个过程马克思逐渐完成思想上向哲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修正权力异化的制度性改革

正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政治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防止制度漏洞所引发的腐败,是用民主的办法扎紧"制度的篱笆"。换句话说,为了防止权力异化和腐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具有首要意义。预防腐败或权力异化的制度改革、民主制度建设很重要,这也是全社会上上下下形成的"基本共识"。即要从根子上解决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权力异化和腐败对国家民族造成重大伤害,     

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

正建立在民主、法治的权力结构基础上的权力制约,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相互制衡和约束,实质是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由于权力制约机制克服了权力运行的集权、专制和人治的弊端,能够在最大限度内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同时作为一种决策的纠错机制,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从而使权力运行能够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自觉地在权力制约中行使权力,这不但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有效性与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有效性是传统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时期和封建主义时期 ,以及欠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独裁主义时期和威权主义时期 ,有效性为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来源。     

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结构调整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与制度性创新的目标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为着眼点,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探析

道德分为绝对道德和责任道德两类,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思考与普遍道德思考区别开来的"君主道德"就是责任道德。而绝对道德并非只存在于普通人之中,它在国家政治和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必须区分政治标准和普遍的道德标准,在评判政治行为时,应用政治标准去审视,同时,要警惕国家利用普遍道德美化其谋取私利的政治行为。在国际互动中,不仅仅要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出发点,而且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努力维护"责任大国"的形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