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的正当化

侦查权事关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实现。宪政背景下，正确理解侦查权的性质，对侦查权的合理配置和运行极为重要。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合理配置侦查权、妥善规定配套措施是完善侦查权的基本策略。     

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如何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传统理论关注微观领域的制度构建时，本文试图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出发来重新探讨侦查权控制的相关问题，并拟从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两个角度来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德国侦查权司法控制机制之借鉴

德国是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研究其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对完善我国侦查权的监督控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全盘引入德国的侦查权司法控制机制,是否走的就是中国制度发展的康庄大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遏制侦查权滥用的途径构想

为实现侦查权控制犯罪、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保证侦查权的良性运作,应遵循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以(司法)权力制衡权力、以结果规制权力的途径,建构起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的法律机制。     

侦查权的性质与配置研究述评

侦查权的性质和配置是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侦查权性质的科学定位是侦查权合理配置的前提。侦查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行政权属性说、司法权属性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三种;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侦查权在不同机关之间的配置、同一机关内部的配置以及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等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合理配置等方面。     

隐名股东的身份认定及其显名路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76 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证明对象海量化以及证据与罪量的证明关系发生变化，使得在打击网络黑灰产犯罪时，对其罪量的司法证明问题成为当前的最大难题。现有罪量司法证明应对方案没有给予中国司法实践中的经验事实以足够关注。在对现有方案检讨的基础上，通过对有关两高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及相关典型案例的系统梳理发现，对于网络黑灰产犯罪罪量的司法证明，我国司法机关业已形成了一套证明方法，其分为三个环节：公诉方基于综合认定得出推定数量；辩护方针对推定数量承担证明责任；公诉方对反驳进一步承担证明责任。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运行困境及其破解——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切入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机动侦查权功能定位在于“适时监督、个案正义、备而不用”。着眼未来,机动侦查权“引而不发,应用尽用”灵活地发挥作用才是其功能的发展方向。在近年司法实践中,由于审批程序过于严苛,“重大犯罪案件”“可以”等立法语言模糊,机动侦查权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当以既有规范为基础,针对性破解机动侦查权的运行瓶颈,保证其法律监督及犯罪侦查的双重功能得以贯彻。     

职务犯罪轻刑化立法对策论

对于职务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较为严厉的法定刑,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犯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处罚存在轻刑化的问题.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司法方面的原因.本文从职务犯罪轻刑化判处的现象出发,重点探讨其立法方面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控制

构建警察权的控制体系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考虑按照比例原则、司法控制原则和程序正义原则,在建立系统的内部机制,加强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强化公民的权利保护和树立程序正义理念等几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控制。     

如何贯彻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立法上的正式确立,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刑事诉讼领域的一个缩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一项重大进步。要充分而正确地认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意义,注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并重,在平衡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完善健全侦查权行使的制约机制,增强检察机关过滤非法证据的功能,保障律师辩护权等各项配套措施,将我国的"排非"制度审慎而稳健地推进。     

关于我国侦查权的理性思考

通过对我国侦查权的立法与实践考察发现,我国侦查权在配置、行使、监督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改进检警关系,构建司法审查机制,加强对侦查权的指导与控制,才能解决我国侦查权存在的问题,从而确保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目标的实现。     

军事刑事司法管辖制度研究

军事刑事司法管辖制度是指确定军事刑事管辖权配置的规则体系。划分军事刑事司法管辖应坚持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原则、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属人原则、属事原则。犯罪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及身份等级是影响军事司法与普通司法刑事管辖权范围和划分上下级军事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重要因素。我国理论界对于现役军人的刑事管辖权存在军人犯主义和军事犯主义的学术分歧，对于军事司法机关战时对特定平民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国立法应对现役军人的刑事管辖权采取军事犯主义，把战时执行军事勤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纳入军事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标准之异化——以培育法律公信力为视角

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设置,以及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惩处,都是为了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并以此昭示法律的正义,培育法律的公信力。但在上述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立法、司法、媒体传播等原因,使死刑标准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异化,这种异化的表层后果是死刑适用的不均衡,其深层后果是降低司法权威、动摇法律公信力,应当予以矫正。     

浅议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所提倡的恢复性正义是对传统的报应性的司法矫正,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控制犯罪,倡导＂无害的正义＂。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恢复性司法的性质、法理基础、文化基础以及功能等角度认识了解恢复性司法的内在机理、外部环境和重要作用。     

解读社会公众视角下的司法权威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司法权威的树立是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如何提升司法权威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是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从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入手,从社会公众角度对司法权威展开阐述,介绍了司法权威的相关概念和演化过程,进而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现状,最后针对以上现状和问题,对今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看法。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点质疑与立法建议

修改后的新刑法在总则第二章犯罪中专列一节“单位犯罪”，这就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确认了“单位犯罪”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正式的、统一的法律用语。然而通过新刑法施行一年来的情况看，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的原则规定和具体理解仍存在争议，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单位犯罪的有力打击。笔者就以下几个争议问题提出质疑，以求达成共识。一单位犯罪的主体中是否包括私营企业？根据新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明确规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家对“企业的范畴”的理解并不一…     

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

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另外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应该受到法定刑的制约；司法机关在运用刑事法律的时候，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司法适用中对想象竞合犯罪、转化犯罪的认定也应该接受法定刑的制约。     

强奸罪理论研究六十年

建国60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强奸罪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但在实质上对强奸罪展开研究则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对于这一在实践中具有典型性的犯罪，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其行为方式、奸淫幼女行为的认定、婚内强奸能否以犯罪论处等问题上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并且研究借鉴了域外的立法、司法经验。在许多问题上，虽然观点仍未得到统一，但是，以往研究成果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对于强奸罪的诸问题以及相关的刑法基础理论都进行了较好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