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是房地产业潜规则之罪魁

在这个追求GDP点数的时代，通过“土地财政”拉升GDP已经成为地方官员们博取政绩、牟取利益的最重要的手段。隐藏其背后的，是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无处不在的暧昧关系     

房地产调控中,中央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事实证明,中央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在全国各地的贯彻执行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少数地方从未得到执行。本文将从在房地产调控中地方政府缘何消极应对入手,谈谈中央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贯彻中央政策。     

论“土地财政”的效应、成因及其法律解决之道

“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主要利用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和土地税费法律制度来获取财政收入以充实本地政府财源的行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引发了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对负效应的分析显然更为重要.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有其深刻的制度成因.解决“土地财政”的法律措施是完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限;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征收制度.     

马怀德：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要以树立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房地产开发中规划环节发生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房价的逐年攀升,火爆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费收入、给地方官员带来可观的政绩的同时,也为一些官员提供了权力寻租、收受贿赂的机会。本文拟对房地产开发中规划环节发生的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作相关的分析。     

关于调控政策背景下房地产纠纷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之探讨——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视角

2010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从土地控制、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了对房地产的调控,这些房产新政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严厉的调控"(以下简称房产新政)。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权利保障和纠纷终结的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化解房地产市场中发生的矛盾纠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有必要加强对当前形势下房地产纠纷案件审判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及时提出司法对策。     

“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问题透视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建设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些地方不顾当地财政承受能力和偿债能力,通过过度负债进行城市建设和改造;一些城市随意调整城市规划,过量供应土地,盲目大拆大建;一些地方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中降低补偿标准,侵害群众利益等。尽管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要求采取措施,端正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是,…     

房地产的财税法调控研究

对房地产调控的税收措施相对比较完善,但"土地财政"却消解了部分税收调控作用。要改革财政体制,在体制内增强地方财力,改变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取消对个人自住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强化土地增税清算、完善并严格执行"二手房"交易相关税收政策,降低房产交易价格,抑制投机购房,发挥财税制度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拆迁立法向何方

城市房屋拆迁已演化成当代中国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法律法规的“软肋”折射出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问关系的扭曲。剖解地方政府的拆迁动力，GDP政绩、土地财政、利益驱动等都是主因，在拆迁条例修订的同时，     

住房保障的财政成本承担：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尽管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常规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中央与地方政策在住房保障中的财政成本承担责任，目前住房保障政篡的执行效率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论文从福利政策理论和住房保障特点的角度出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财政成本上所承担的责任进行阐释，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住房保障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同时，住房保障的公共品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也应在住房保障中分担部分成本，并负责具体的保障实施工作。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制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意味着将住房保障的主要支出责任从地方政府逐步转移至中央政府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小资料

转移支付即财政转移支出，它是指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既定的事权、财权及收支划分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项财政补助（如我国的税收返还、现行分税制体制仍保留老体制中的体制补助、中央和其他部门掌握的专项基金和专项拨款）。转移支付不是用于地方政府弥补赤字缺口，而是通过中央提供财力补充，平衡地方财力，均衡公共服务水平。零基预算是指政府在编制下一年度预算支出时，不以上一年度各项支出的实际执行结果为基础，即不是用“基数法”，而是一切从零开始，用“因素法”重新核定各项支出水平的一种预算编制办法。（因素…     

真德秀论为官之德

南宋著名政治家真德秀,一生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许多官职,是当时政绩卓著的杰出官员。在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他摸索总结出许多为政、治吏的宝贵经验,认为政府官员必须遵循“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条职业道德规范。今天读来,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律己以廉”是政府官员职业道德的核心。真德秀说:“士之不廉,纵有他美,何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省分县数据为例

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中国中央财政所承担的两大职能——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需要由地方各级政府去具体执行，而转移支付是体现中央政府财政意图的重要财政工具。从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年来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方面的资金增长都非常迅速。     

土地财政的行政法治视阈

中国模式的土地财政危及了国家经济安全,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依照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规制原则,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公民、企业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种应然关系,加速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立法监督、民主监督、人大监督,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才能够从根本校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财政利益的行为,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法制焦点

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将列入官员政绩考核 近日，中央政法委下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打黑工作将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到位导致黑恶势力滋长的官员，将被实施“一票否决”制度。虽然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施政亮点是民生，而非GDP

近期，半月谈杂志刊登调研文章，认为当前很多地方施政重心悄然改变，政绩考核逐步告别“唯GDP”，而财政蛋糕也更多地蕴含了“民生经济学”，出现了一些富民的新亮点和新路径。     

楼市调控为何失灵

今年以来，虽然中央先后出台了“国十一条”、“国十九条”、“新国四条”、“新国十条”等地产业调控政策，但老百姓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些调控的失灵。公众的反应可以理解——回顾2005年以后的历次房地产调控，均可以发现“政策收紧，房价走高”的奇怪现象。     

别让“一票否决”成了“否决一票”

从2008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如果成绩单未能及格，将面临问责和“一票否决”。公众期待已久的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日前已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有关部门实行。     

公示官员财产 淮安放胆再试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被认为有效的反腐利器，迟迟无法实施。与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同的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不断探索。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土地执法实践呈现“摇摆现象”,即有时执法有效,有时执法失灵。执法摇摆现象的发生,并非完全因为法律不完备或者土地执法部门能力有限,还在于中国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在中国国家体系中,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在中心工作完成过程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不同中心工作的建构,导致土地执法效果可能有效也可能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集中体制本身的分化,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目标重点的不同,也使得土地执法效果更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