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在罗马对行省管理中的地位

罗马在共和国中后期,占领了庞大的领土,为了方便罗马对地方的管理,新的领土被分为若干行省。旧的罗马共和城邦制度能否同治理庞大国土的需要相适应,关系到这个由一个城市统治的广大帝国能否维系。在行省管理过程中,罗马原有的公民权制度成功的推广到各个行省,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罗马公民权对于行省居民的价值,以及行省的罗马公民的职业及其对于罗马管理行省的作用,以期从另一种角度更好的观察罗马的行省管理制度。     

论人的尊严的行政法保障

本文以维护人性尊严是行政法保护的主要目标出发,站在行政诉讼的视角,阐述了人的尊严的涵义以及维护人权落实到实处的权利救济的几种建议。     

私权在行政执法中的地位——以一则行政案件为分析工具

传统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但在当前更加强调尊重和保护私权的背景下,该种观念的正当性值得进一步检讨,不能认为私权相对于公权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在特定情况下,行政权力依法行使的内涵中应包含尊重私权,国家公权在行使过程中应注意对民事主体私权利的保护。     

论公民权与公权利

公民的特定涵义是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公人"、"政治人",公民权即公民"参与国家"的"公权利",它与"私人"的自然人、经济人及其"私权利"不能等同.而"国民"的则具有宪法上的公民和私法上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双重权利.公权利是对应和对抗公权力的.所谓"市民社会"也应兼有政治性的"公民社会"和经济社会性的"私人社会"双重属性.澄清这些概念和确认其宪政地位,并保障公民权的享有和行使,对于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警察权与公民权平衡初论

警察权与公民权利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各自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警察权的过度行使必然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导致警察权威的丧失。面对这种双重困境,行政法基础理论中的“平衡理论”为我们研究警察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通过平衡理论,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利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     

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论公权契约化——兼论国家干预契约化

受公私权二元对立及公私法二元划分的影响,禁止公权契约化被视为传统法治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不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呈良性互动和融合的发展趋势。因此,现代社会的公权运行逐渐采用契约这种私权行使方式,这一现象可被称为"公权契约化"。作为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干预权,采用契约方式来实现干预目的,对构建和谐社会、减少政府失灵及实现经济法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的主体是人,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宪法中的人权包括: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作为人权核心的自由权;作为人权目标的人的尊严;作为人权保障的诉权。公民权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人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需要许多公民共同行动才能行使。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     

权威与权限——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协调

现实生活中,公权介入私权的现象大量出现,公域与私域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游移。因此,应当理性认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厘清公权与私权的边界,明确公权应当在合理地介入私权的前提下,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并通过构筑化解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完善机制促成和谐社会中公域和私域的良性互动。     

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担保性质的行政法是将行政法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量的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回应、反思与重构。行政法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即民法契约内容的实现提供担保,政府具有以行政法对民事契约或民事活动予以担保的能力,行政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担保责任。平等观念的确立、诚信原则的完备、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都有益于作为担保性质行政法的观念的确立与制度建设的实现。担保性质行政法对行政法学范畴的创新在于:私权自由与行政权有限性、行政的双方意思性与单方意志性并存、行政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定位、指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路径。担保性质行政法与民法作为方法论意义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将行政法与民法置于统一法律关系中同构,使双方有了直接对话的机制。     

论作为人权与公民权的自由权

自中世纪以来 ,自由就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和生存状态。本文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来论述自由权。在具体论述时从自由的含义出发 ,阐述自由和自由人权 ,进而揭示自由的法律意义 ,即法律上的自由权。在此基础之上 ,本文最后简要论述了自由与平等、秩序等价值目标的矛盾和平衡。     

论人民民主专政体制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制衡

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形式和权力在民的集中体现,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于人民公权的执行权,司法权侧重执行权中的判断,行政权侧重执行权中的管理。长期以来,人民公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行使,导致人民公权弱化,司法权过度依附行政权的局面。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宪政规定的权力间相互关系。     

论公民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完善

本文首先阐述了公民权和人权的概念和特征;其次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探讨了完善公民权的构想。     

私权公权化问题探究

实践中,私权的公权化问题时常发生,对于公权"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私权"法无禁止即自由"。本文指出在法治道路上,公权不能随意侵犯私权。     

论儒家“忠孝”传统与公民权的觉醒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的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文明和进步。然而在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今天,很多儒家思想残余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并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文化绊脚石。本文试从儒家提倡的忠君孝父作为切入点,分析其理论来源及服务对象,并以价值取向的不同,比较忠孝文化与公民权文化的异同。从而揭示其本质精神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巨大反差,同时对于中国如何推进民主,建设公民权文化提出相应的思路和对策。     

行政救济功能初论

行政救济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过去人们对行政救济的功能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在行政救济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在强调研究行政救济功能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救济有四大功能，即保护公民权、监督行政权、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论国家财产的物权法地位--"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写入物权法的法理依据

国家财产包括不能进入或者尚未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包括为国家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与进入民事领域的财产两部分.国家通过投资或者拨款而进入国有企业或其他企业以及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财产,除公有物及公用物之外,国家即丧失其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归国有企业等私法人或者行政机关等公法人享有,国家享有投资人或者设立人的权益.国家所有权或者由宪法或其他公法直接创设,或者关涉公共利益,故其性质为公权而非私权,不具备私权特征且基本不适用物权法的具体规则.民法为私法,重在保护私的利益,公法领域的国家财产应由公法加以规定和保护,"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应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论行政公权的软化与私权的硬化

传统行政法的“管理模式”与“控权模式”已无法面对当今行政权宽泛的自由裁量和自我扩权.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和程序上合法化往往需要通过平衡格局加以实现,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所蕴涵的法益焦点表现是在其行政执行制度中所体现政府公权力的软化与私权精神的扩张,从而反映出实现政府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的良性监督、制约、互动、衡平、保障其创新发展.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成员具有公民与私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双重权利的理论,可以将民间社会理解为具有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双重属性的存在。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组织化的政治存在,区别于分散的自然人社会的经济存在或民事主体存在。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公民社会的特性和作用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其组织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影响国家的决策。     

析论公民权和政治权项下的结社自由

人权法上的社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而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进行结社权研究的理论前提。结社权作为一项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对个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受到了国际法的全面保护。中国关于结社权的规定具有其特点,也存在局限。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应该重视公民的结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