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功过评析

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本文试图从其贡献、错误及原因三个方面评析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功与过。     

霍秋白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远东局

1926-1927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是依据苏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华政策的调整而设立的。瞿秋白作为远东局组成人员,参与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改变了他自四大以来在中央政治局内的地位,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同时,他在参与远东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中国化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经历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两次重大发展阶段,孙中山在评价三民主义中国化时着重从三民主义思想的深刻性、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与实践结合、三民主义逻辑的紧密性四个方面论述三民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在新时期的启示就是把理论的先进性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事业的成败体现在信仰的坚定性和实践性、割裂理论和实际的内在联系导致事业失败三个方面上。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具体帮助中所出现的失误，又助长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再论

由于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长达 24年的关系,因此,这段历史实际上一直被学术界所关注。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几乎是“一边倒”地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归功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对于其中的曲折复杂性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回避。当然,这显然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气使学术界开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本文吸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对这段历史进行一个粗线条的评析,以便给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一个较为明晰的了解。     

大革命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视野中的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视野中,由于孙中山给予苏联人的极好印象,国民党始终被看成是革命党,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苏联及共产国际认为可以通过不断＂改造＂对其进行控制,使其向苏联所希望的方面转变。因此,在对待国民党问题上一直存在偏向。同时,由于过多地考虑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强调国民党的＂反帝＂作用,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不光使自己的东方政策破产,还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     

初探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十分复杂的问题。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他一生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涉及民族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措施,对于解决当代中国以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的民族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中国化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经历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两次重大发展阶段,孙中山在评价三民主义中国化时着重从三民主义思想的深刻性、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与实践结合、三民主义逻辑的紧密性四个方面论述三民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在新时期的启示就是要把理论的先进性体现在思想的深刻性和科学性、事业的成败体现在信仰的坚定性和实践性、割裂理论和实际的内在联系导致事业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上。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新三民主义理论是孙中山晚年根据他几十年革命经验所总结出来的重要理论。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背景与三民主义密切相关;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新三民主义理论的革命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继承新三民主义理论革命思想的同时完成了对它的超越。     

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

和谐警民关系是警察热爱、尊重、服务人民,为人民保一方平安,视人民如父母,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人民理解、信赖、依靠、支持警察,警民亲如一家、水乳交融的状态,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对公安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做好新形势下社会稳定工作的根本保证。推进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必须重点加强教育,注重培训,强化沟通,落实责任。     

制度化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探析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警民关系可以划分为具有陌生人特征的制度化信任关系与具有熟人特征的人格化信任关系,二者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是相互补充,共同起作用的.不过,在当代的复杂社会中,制度化信任在警民信任关系建设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通过典型案例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警民信任危机主要体现为“制度化信任危机”.因此,增进我国警民间的信任关系也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在吸纳当前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有益经验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民众对于地方公安机关的组织与法律约束力的信任力度,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制度化信任体系.     

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奠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迫切需要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和重新认识。毛泽东在重新评价和重新认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形成完整的三民主义观;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完整的三民主义观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三民主义观对于新时期辩证地扬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至今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新型政治空间生成过程中的团青关系研究

团青关系的本质是在党群关系决定下的党的青年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关系,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独立性与工具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统一的特征。在我国基于政党一国家一社会三个主要主体形成的新型政治空间结构中,团青关系面临着共青团的政治性目标与青年的社会性目标之间的失调、青年发展场域的分化分隔与团青关系作用场域的单一之间的矛盾、以青年为竞争对象的社会主体增多与团组织竞争力减弱之间的矛盾、以及团组织所受环境约束增大与组织控制力降低的双重压力等新现象和新问题。为此,密切团青关系的行动框架,一是要以建立和巩固共青团和青年群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和价值关系为行动基础,二是构建与党的历史方位相符、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融、与青年主体特征相适、与社会环境要求相配的共青团改革路径。     

社区警务与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社区警务是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设好社区警务,发挥其最大的效能,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确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安全感,密切警民关系,是公安机关非常重要而又难巨的任务。本文认真分析县级公安机关社区警务建设实际,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需要,深刻分析新形势下推进社区警务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关键因素,客观提出了推动社区警务建设要树立正确的社区警务理念,要大胆改革陈旧的公安工作模式,要保持工作整体协调性。     

共产国际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

台湾共产党是日据台湾时期的特殊产物。其建立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台共是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指导下,在日本共产党的具体策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关切和支持下创立起来的,从1928年建立到193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破获而陷于瘫痪,在日据时期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是,它的成立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潮中的涌出的一朵浪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作用。     

正确定位警民关系 努力促进警民和谐

和谐的警民关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要义,又是公安机关履行职责的基础。加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对于提升公安工作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我国警民之间的关系,包含着契约关系、伙伴关系、亲人关系多重内涵,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从这一定位出发,查找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工作,努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