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经先后建立朝贡———华夷秩序和霸权秩序,前者是指以中国为东亚核心的等级秩序,后者则先后经历日本和美国的主导,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美国单方面的统治,而且极大程度地偏向军事领域。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但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回归国际体系,都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的消蚀以及一个独立的东亚的觉醒。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秩序会如何发展…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造成强烈冲击,催生了全球多领域、多层次新的重大变化。伊战刺激美国加紧调整全球战略,美全球战略重心继续东移。中东将长期成为美对外政策重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正酝酿重大变化。伊战还引发了冷战后最为深刻的大国关系变化,美、欧、俄、日、中之间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国际安全局势恶化,核不扩散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能源竞争加剧,能源外交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凸显。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日英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复活?

近年来,日本与英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呈快速发展势头。两国防务安全合作在机制建设、军队交流、武器研发及加强第三国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均有明显进展。这种新态势是两国面对不确定国际环境及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新变化相互借重的结果,同时也受双方合作进行武器研发的利益所驱动,其可能对亚太安全局势发展和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由于战略利益、对华政策及国内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英日两国安全合作短期尚未不会走向结盟的程度。     

日本全面渗透环孟加拉湾地区:现状、动力与影响

随着孟加拉湾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重要性的凸显,日本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表现在高层访问频繁、经济投入规模加大、军事安全外交稳步发展及公共外交不断深化。日本全面渗透孟加拉湾有其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量。未来一段时期,日本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海洋安全合作还会继续深化,这将给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该地区经济、安全秩序构建带来多重影响。     

日本应对俄乌冲突的举措及战略构想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基于战略考虑,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围绕对俄制裁积极推进对美欧、东亚、乌克兰周边国家穿梭外交,不失时机地推进国家战略。日本把俄乌冲突看成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撬动和颠覆战后国际秩序,重构以美欧日为核心,以军事、科技、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日本在应对俄乌冲突上有过短暂的政策调整,从最初的犹豫迟疑,到积极对俄制裁施压,旨在扭转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削弱俄罗斯的实力。日本还借机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挑动地区对抗,试图获取新的冷战红利。     

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即历史、社会、法律根源,这些社会根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近期背景包括社会、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安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获得对外交战权,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全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如果修宪成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但是,在安倍执政期内,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其成功的概率只有40%。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自其执政以来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地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当前中亚地区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关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安全合作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均衡发展,社会、经济等因素长期孕育的极端情绪释放,激化成新形式的暴力对中亚各国及中国西北部的社会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中亚各国安全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以及与中国西部安全的密切联系,把中国西部安全同中亚各国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的目标与维护地区稳定的总体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与中亚各国执法的国际合作都属于最积极、最活跃的领域,有必要具体探讨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比如:禁毒合作、网络安全、联合救灾、金融合作等。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加强政策沟通,协调经济援助、巩固共同边防等领域的合作,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二战后中日结盟观比较研究——以中苏同盟、日美同盟为例

战后中日结盟观存在差异。从结盟功能来看,中国谋求的是生存与安全;日本谋求的是从生存、安全到对外权力的增加、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从结盟对象来看,中国的结盟对象包括强国和相对弱势的国家;日本的结盟对象集中在强国。从同盟地位与同盟管理来看,中国强调地位及管理的平等,而日本对这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持容忍的态度。从结盟基础来看,中国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放弃意识形态划界。日本则从以面临共同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划界,到淡化意识形态,再到一度逐渐强化意识形态划界。从结盟影响来看,中国经历了结盟利于和平到不利于和平的观念转变,日本则以结盟利于和平的观念为主。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

2017年以来,美日印澳"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四边对话"以"印太"为合作地域,以推进海上安全合作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合作内容,旨在通过四国间的协调行动,应对地区形势的显著变化,构建与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秩序。"四边对话"的重新活跃反映了各国围绕地区秩序在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展开合纵连横与力量博弈的新动向。中国既要警惕其战略意图,同时秉承合作、包容和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拓展各地区机制间的对话、对接,共同维护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

“和谐世界”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是国际秩序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理论创新。它由安全、发展、和谐三个关键概念所组成,关注三个层次不断递进的目标,即通过共同安全实现持久和平稳定,创设国际秩序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通过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既满足世界各国的发展利益需求,又促进全球安全威胁根源的消除,为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提供保障;通过开放包容实现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进步,实现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目标和新观念,以及解决国际秩序建设中安全困境问题、国际秩序的持久和平稳定问题以及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问题等三大难题的思路,已经使它超越了西方国际秩序理论,成为一种崭新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范式。     

“东亚变局”与“日本风险”及其外溢效应北大核心CSSCI

东亚迎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调整了其远东战略,试图怂恿日本来全面对抗中国。国际社会长期担心的日本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快速地演变为极具破坏性的"日本风险"。"日本风险"在备个层面的加速成倍释放,正在破坏二战后的现有国际秩序,给地区大国关系,区域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德定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正日益凸显。"日本风险"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态度和战略选择。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东亚变局”与“日本风险”及其外溢效应

东亚迎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调整了其远东战略,试图怂恿日本来全面对抗中国。国际社会长期担心的日本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快速地演变为极具破坏性的"日本风险"。"日本风险"在备个层面的加速成倍释放,正在破坏二战后的现有国际秩序,给地区大国关系,区域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德定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正日益凸显。"日本风险"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战略态度和战略选择。     

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论苏中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俄中国际学术论坛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欧洲的苏德战场以及亚洲的中国战场无疑承担了对抗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主要任务,苏中两国人民为赢得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是二战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当前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结构正在经历一个复杂转型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篡改二战历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的现象在东西方世界时有发生,这不仅成为中俄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也必然会损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15年5月5~6日,以"苏中在二战战胜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中的作用"为主题的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术论坛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深入探讨了中苏在二战中的历史性贡献,中苏在二战中的相互支持以及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与维护战后秩序的重要议题,不仅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增强了中俄两国维护和巩固《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以及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信心。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印度与泰国战略伙伴关系:现状、动力与前景

在印度的"东向政策"里,泰国是重要的一环。2012年1月,印度与泰国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呈全面快速发展的趋势。本文试图在梳理印泰关系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动因以及对地区经济安全秩序产生的影响。     

支持还是反对军事冲突？日本与邻国争端中民意的调查实验分析

近年来,东亚成为了世界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领土问题是导致东亚区域不稳定的核心因素,愈演愈烈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使两国处在军事冲突的边缘。当日本与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日本民众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政府发动军事冲突？为此,作者在日本进行了以民众为对象的调查实验。对调查实验结果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目标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对目标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那么日本民众倾向于反对政府向该国发动军事冲突,而目标国在二战期间是否曾受到日本的侵略这一因素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日本的年轻民众表现出了更强的和平倾向。这些结论为中国的对日外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对于中日钓鱼岛问题等领土争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外交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重新思考和构建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在经贸领域,可以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以增加日本的退出成本,并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以增加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此外,有必要开展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由此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