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一条重要路径——由“12345”市长热线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联系晋城市社会管理的实践,市长热线作为社会管理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美丽晋城”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了强化市长热线“便民、为民、利民”的服务功能,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笔者联系市长热线的运行情况,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如何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从广州一商场“偷一罚十”案的审理谈起

7月24日,《中国商报》第一版报导了广州荔湾区法院对一商场“偷一罚十”案的审理和判决,涉及到法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事情的简单经过大致如下。 今年1月31日,一男子在广州昌生生百货有限公司商场未付款就拿走价值120元的婴儿纸尿片一包,被商场按“偷一罚十”的规定罚款1200元。事情过了     

由“职能依附”到“适度分离”:我国侦查监督实践路径的反思与突破

侦查监督职能在性质、内容和特征等方面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具有较大的不同。然而,司法实践长期遵循将侦查监督职能依附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的思路,极易混淆检察职能的差异性,削弱侦查监督中立性。内设机构改革将侦查监督职能与捕诉职能相融合使依附性问题更为突出。其产生的危害表现为：不同诉讼角色间冲突被激化、控辩结构的平衡性被削弱、监督活动滞后性加剧、侦查监督流于形式、监督盲区被扩大。为修补内设机构改革加剧的依附性难题,强化侦查监督职能,应借鉴地方检察机关有益试点经验,按照“适度分离”的思路对我国侦查监督职能的实践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具体可通过设置独立的侦查监督办案主体、拓宽侦查监督线索发现渠道、推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程序、建立类型化的证据收集指引来实现侦查监督实质化。     

他国监护监督制度探微与启示——由“四郎弃母案”引发的思考

现代各国的监护立法纷纷体现了公权力介入传统的私法领域,监护行为需要监督这一理念。我国监护监督制度存在监护监督的思想观念滞后、监护监督主体不明确、监护监督的内容含糊等诸多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完善监护监督立法,更好地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进而构建家庭的和谐和促进社会的稳定。     

论行政法律规范更具可接受性的路径——基于陕西榆林“芹菜案”的思考

陕西“芹菜案”中“小过重罚”所凸显的行政决定在法律适用上具有合法性却不被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的问题,其根源主要不在于执法层面所谓的“机械执法”,而在于立法层面的行政法律规范与情理之背离甚至冲突。情理源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情理法观念,在当下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仍具有促进实质正义的重要价值。应在制定和修改行政法律规范时全面充分考量和吸纳情理因素,通过法与情理的交融来提升行政法律规范的可接受性。     

从“违规擅自发布”受罚到信息公开——由《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两条款删改引发的思考

2006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第45条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     

论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由《中国青年报》“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青年报》2012年7月25日报道了＂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揭开了女性就业歧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女性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面临着现实困境,进行女性平等就业权的立法保护非常必要。需要对女性就业权法律制度进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完善,以真正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需求视阈下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路径研究——由西方经典“需求理论”引发的启示

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对其自身乃至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意义重大。西方经典"需求理论"所倡导的"需求即人的本性"、"需求的层次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等理论表明人的需求与人的可持续发展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表现为需求的满足程度决定着不同的人格、素质及能力。高校通过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构建"需求导向式"的教育服务体系,满足学生合理的多层次需求,突出学生自我培养,实现学校、社会及家庭的协调与配合,可有效助推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公民可否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法治理念出发,应该赋予公民起诉权。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尚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民可以对与抽象行政不作为密不可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救济途径。此外,公民也可以寻求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