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阈中的农村治理结构研究——一种文献研究的进路

在农村治理结构研究中,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视阈,不同的视阈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旨趣。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视阈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展开,并由此产生了"双轨政治""权力的文化网络""第三域""全能主义"等分析工具。中观视阈围绕"乡政村治"展开,直面乡村治理体制困境及改革进路。微观视阈集中于在村庄场域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强调建构容纳多元主体的村治结构。梳理已有文献,可以进一步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创新空间。     

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行使与民法适用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警察权力的核心是刑事侦查权和社会治安管理权。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警察公民主义"价值观已经渐渐取代以保护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警察国家主义",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权力的设立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行使应当在民法的框架内,否则很容易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民法是众法之基,欲治公法必先治私法。人民警察需要学习民法,准确把握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牢固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国家-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路径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探析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特征、结构以及发展状态。在"国家-社会"二元论的影响下,市民社会论和法团主义论都隐含着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色彩,不利于深刻了解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国家-社会"互动论则把"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维度进行分解,将国家嵌入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嵌入国家的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有利于探析非政府组织嵌入于国家与社会中的结构、组织方式、角色策略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哲学维度看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一直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对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有“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和“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都强调国家权威对社会的介入,但都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承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才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只有保证二者的相对独立,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真正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内城更新与中产阶层化——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空间转向

为避免统计主义陷阱,阶层研究必须置于社会生产导致的社会结构转换的大背景下才富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中产阶层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空间呈现和阶层演替过程。作为社会阶层研究实现空间转向的切入视角,中产阶层化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文化驱动、资金驱动和公共政策驱动。阶层转换主要表现为艺术家等先锋群体、金融服务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跨国新中产阶级人群侵入和替换工人阶级和低技术家庭居住地区的过程。在研究取向上则完成了从单一的"租差论""资本论""消费论""投资论"向全面整合的中产阶层化解释体系的转换。     

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极为关注的问题，后又成为当代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理论争论的焦点，并构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派别论争的主题。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淡忘了这一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和国家一直处于胶合的状态，而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内涵与引申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基本内涵集中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话语权物质论""话语权辩证法""话语权阶级性""话语权权力论",分别从物质生产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层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话语权思想"深刻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保障、掌握话语权与构建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核心是政治话语权等重要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和管理工作中,要以物质实践和科学理论作为话语权之源,以"文明基因"为构建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加强阵地意识,勇于捍卫和扩大自己的话语权,牢固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     

承续与更始:中国价值观念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代转型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前后迥异的内在变迁。而民国时期、建国以后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价值观念也历经较大变化与发展。结合我国封建社会"君权至上""家长主义""权本位"的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的"个人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念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后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发展。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之一节

本文从福建(包括台湾)的地方文献取证设论,描述和论述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之种种关系"老人之役"、耆老之设与乡约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与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里甲(保甲)制度的关系,约所的设置与乡约的推行,神明的威慑与乡约的社会控制效能,"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程序和判例法原则,"国家制礼,达乎庶人"与闽台民间俗例即闽台民间习惯法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以及闽台乡土社会"礼法兼施"的传统.     

略论“克己复礼”的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孔子试图恢复周朝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主张,其使之成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规范,在古代统一时期发挥了显著作用。礼的包容性和超越性以及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礼的根基,即宗亲关系,使我们能够借鉴"克己复礼",发挥其粘合剂作用,为解决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帮助。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乡村社会关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认清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大致是从四个视角进行:内外对比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内部整体视角(组织分析)、内部个体视角(人际关系研究)和网络与关系论视角。通过评析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容易脱离农民的日常生活,组织分析和人际关系研究容易忽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网络与关系论视角富有创新性,但要把宏观与微观完全架构起来还需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要客观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必须把关系与关系中流动的资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改革关键期从政价值取向的偏差与矫正——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我国改革关键期从政者中出现的"双重人格""权力期权化"及"裸官"等偏差的价值取向,既是受传统社会关系结构及现行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又是在现代化特征影响下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也是群体文化心理认同偏差的结果。因此,矫正这一偏差要强化廉洁从政的思想教育、规范廉洁从政的制度约束和优化廉洁从政的权力监督。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群众路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关联在于,革命化的现代国家缔造过程致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革命胜利所依凭的"群众路线"发展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模式——国家运动,进而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局面;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意味着突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模式,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性在于需要实现执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需要我们对群众路线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价值层面的群众路线即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应该转化为国家宪法和法律对于公民个体权利的保障;同时凸显群众路线对党的约束作用,并且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公民和社会对党权、国家权力的制约和限制,在权力体系上实现党权、国权和社会自治权利的各归其位。     

以软法之治助推执政能力现代化

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指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软法之治扎根于公民社会,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拓宽民主模式,规范社会行为,构建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等。以软法之治助推执政能力现代化的举措有助于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能力等。     

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化的理论分析

政治权力是利益主体间相互斗争的产物。政治权力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社会化和集中化的矛盾, 从而推动了政治权力向前发展。在当代政治生活中, 权力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权力化的双向进程使得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 公共领域越来越小。在我国, 塑造公共领域、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需要经历政治权力重塑和市民社会重构的双向过程。     

社会治理的概念辨析及界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比较分析

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需要在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中来理解,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中来解释。学界现有的融合论、包含论、交差论、独立论等观点为更为准确界定社会治理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治理包含"自治"和"他治"两个维度,社会治理要通过有效的"他治"来培育"自治",核心社会治理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差序格局”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分析

在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我国的社会信用结构是一种特殊主义信用结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特点。"差序格局"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出现公共利益"私人化"、利益关系"圈子化"、公共权力"特权化"、国家法律"人情化"等失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