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狱具的沿革与流变

狱具作为监狱系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监狱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国监狱的产生、发展。中国古代狱具不断沿革、流变，并随着封建社会末期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而日趋残酷。     

明清州县监狱的督查制度

明清州县监狱有多种形式,依其设立是否有典章制度为依据,可粗略划分为正规监狱和非正规监狱两大类。前者由于有章可循、有典可据,所以在设置、设施、管理等方面都比较规范。后者则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因为某些特殊需要或缘由而设,多是本做它用的场所、设施用于监禁,具有临时性。这些临时性的监狱处于法律和监管的盲区,无论在设立、废止、运行、管理、条件上都有较大的随意性、不确定性。虽然在监管上,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监狱都纳入正规管理的范畴,在加强考核、监督的前提下,重视对监狱官吏责任的追究和处罚,但是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也是明显的,不但狱囚生存状况恶化,而且狱政的腐败犹如挥之不去的恶魔,缠绕在州县监狱内外。     

牧区州县盗窃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一、特点 １.犯罪嫌疑人呈现现“四多一少”的趋势。即28岁以下的青少年多,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多,农牧民多,无业游民多,因生活所迫而盗窃的少,2、盗窃的财物价值越来越大。前几年资窃数额不超过1000无的案件占了绝大多数,     

清代州县审判中对讼师的禁制及原因分析

讼师是清代社会中非常活跃的群体,而在司法审判的各个阶段中,州县官员通过具体的事例总结经验,使禁制讼师不仅仅是律例的规定,也是鲜活而有效的方法与规律,并随着讼师手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清代的州县官员禁制讼师思想的原因除对正统思想的认同与遵行外,也是为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与躬践

有清一代,州县官对地方司法的有效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官员队伍中的一个群体,其中不乏庸碌或贪渎之辈,但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为官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司法中的秩序、仁恕、道德文章。这种追求与其长期被儒家文化的浸润密切关联。清代州县官结合自身职能与任职所在环境,力图通过司法活动达到使民无讼、情罪相协的效果,为此致力于哀矜折狱的实践。     

讼师在明清时期的评价及解析

作为精通法律与狱讼,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讼师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人们对其态度判若云泥。以官府为代表的"官方表达"将其描述为教人挑词架讼,坏人心术的"讼棍";而以民众为代表的"民间实践"却将其奉为仗义而行,维系社会正义的"貔貅"。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不仅反映了明清时期司法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暗含了官府"息讼"话语与民间"健讼"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差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王权主义秩序情节下对于社会和谐追求的困境与问题。     

文牍理性: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与程序

清代州县讼事虽无系统的法定程序,在实践中却自有一套章程。通过诉讼档案和官箴的相互参证,呈告、批发、查唤、诉禀、和息与审断、复禀与上控、具结等一系列程序得以重构。清代州县的讼事,以文书为核心,可以说无文书,无诉讼。并且,这些文书与程序呈现明显的互动结构,显示出浓厚的沟通理性。同时,不同诉讼环节有不同的文书,不同州县的文书又具有鲜明的共通性,这种高度的规范性正是帝制中国文牍理性的结晶。尽管从性质上说,清代州县的文书与程序属于一种前现代治理的文牍技术,但在现代法治来临之前,文牍理性可能是清代司法的最佳路径。     

浅议清代吏治框架下州县官的司法职能

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吏治"关乎国家安危,清代州县官作为当时最基层政权的管理者,在"吏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尤其是州县官的司法职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明清律结构及私法在其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典以明律和清律为代表。明清律的基本结构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的法典编纂观念 ,稀少的民事规范在律典中杂附于刑法条文的存在方式反映了中国法律传统中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典型观念。     

明清时期田宅相邻关系研究

在明清时期,虽然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田宅相邻关系如何调整,但是,地方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情理对此类纠纷作出判决。这些判决所体现的处理纠纷的原则、理念竟然与当代物权法不谋而合,可见情理与法律制定的理念是相通的。     

明清时期的“依法裁判”：一个伪问题？

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既非简单的“法律裁决”，也非纯粹的“情理裁决”，而是由诸多原因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融合，最终以“情法两尽”为目标和理想。通过辨析法律表达和解读司法案件可以发现，从类型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司法属于“情法两尽”的裁决模式；就局部而言，司法官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确实存在严格“依法裁决”的现象。据此，我们并不能将明清中国的“依法裁决”视作一个“伪问题”。     

试论清代不应得为律的适用——以规则分析和案例实证为中心

有清一代，统治者通过不断修例赋予不应为律条新的功能，在其固有的“庶补遗阙”、“以德礼坊民”的功能基础之上，更使不应为律承担了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任务。其意图也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得以完全展现。清代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引用不应为律科断，正是建立在对情罪相符、社会有效控制及澄清吏治等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上。     

反酷刑政策与罪犯人权保障

酷刑严重侵犯人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犯罪之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反酷刑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是人权意识的觉醒和人权运动的兴起.随着人权保障的国际化,反酷刑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因而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来禁止酷刑,并建立了反酷刑的国际监督机构.就我国来说,国内有关法律,如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大都有反酷刑的内容或规定,但是,这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仍存在着差距.本文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反酷刑措施的基本思路.     

明清时期田土买卖中的找价回赎纠纷及其解决

明清时期民间田土买卖盛行找价回赎之风，围绕着找价遭到拒绝或多次找价，在新旧业主之间引发了大量的纠纷乃至诉讼。依据徽州契约和州县官员办案手记等资料，可以看到田土找赎习俗和纠纷形成的原因，明清朝廷、地方官员及民间百姓针对找赎习俗的不同态度及州县官员解决找赎纠纷的依据和方式。虽然民间找赎习俗与国家律例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明清朝廷因时制宜，不断调整有关律例，地方官员在执法中灵活变通，充分考虑当地民情，这使得田土交易秩序得以稳定。     

秦及汉初逃亡犯罪的刑罚适用和处理程序

秦及汉初律令对逃亡犯罪的规定繁复而成体系。逃亡大体可分为一般逃亡和犯罪后逃亡二类。在刑罚适用上,一般逃亡的刑罚因逃亡者身份不同而各异,犯罪逃亡的刑罚是以本罪刑罚为基础,叠加亡罪刑罚后加以确定。在处理程序上,吏、民的一般逃亡不导致审判和追缉程序,刑徒或特别身份人逃亡的,区分亡罪刑罚轻重,分别适用审判并通缉的"论,命之"程序和审判并命令其出现、领受刑罚的"论,令出、会之"程序。犯罪逃亡的,以本罪刑罚为基准,分别适用"论,命之"和"论,令出、会之"程序,后一程序中未按规定领受刑罚的,以刑罚已执行时逃亡来论断其刑。在不同类型逃亡犯罪及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自出的,有处以笞刑、本罪之刑减一等或本罪之刑叠加亡罪之刑后总减一等等不同减刑效果。     

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的“人情”因素——以“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为中心

明清州县官员在审理有关一女二嫁、典雇妻女、买休卖休案件时,其判决结果有时与法律制度有较大的出入。判决结果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在明清州县司法审判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些判决体现了官员们顺人情、体风俗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日票据拒付处分制度的比较研究

票据是典型的有价证券。票据之所以能够快速进行流通、实现安全转让,主要是有赖于该票据背后的信用支撑,因此票据信用研究至关重要。日本的拒付处分制度,对于维持票据的信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建立社会的诚信体系,可是我国票据尚无类似日本的那种制度,所以介绍、分析比较和中日之间的区别,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对于建立我国票据信用制度是有益的。     

唐宋监察制度初探

中国封建时代的监察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唐宋两代的监察制度尤其具有代表性。唐代是封建盛世,唐代的监察制度基本上达到完型,是反映中华法系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的朝代,随着皇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监察范围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对于地方监察活动日趋法律化,对于监察官的资格与任职要求更加严格。唐宋两代的监察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可咨借鉴的意义。     

娱乐与讽刺:明清时期民间法律意识的另类叙事——以《笑林广记》为中心的考察

笑话既是一种娱乐的方式．亦是一种讽刺的工具。明清时期流行的笑话汇编《笑林广记》收录的法律笑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社会的法律意识:首先,契约与诉讼构成了庶民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其次,帝国官员的贪黩与酷虐是庶民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最后,对官吏昏聩和庶民狡黠的描写则反映出官民之间不同的司法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