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风险分析与刑法规制

人工智能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预防人工智能引发犯罪的刑事风险时,传统的刑法并不具备应对方案。人工智能对社会能够造成严重的危害性,而且人工智能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所以应当赋予人工智能一定限度的人格,在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时,应当依照刑法要求人工智能及其他主体承担刑事责任及刑罚,从而保障人工智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发展。     

人工智能作为刑事主体的可行性探析

人工智能与刑法体系具有兼容可能性是确立其为新型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兼容的前提条件是赋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否定该前提的情况下,即使调整刑法体系内容纳入人工智能刑事主体,从根本上也无法实现刑法的机能与刑罚的功能。即人工智能与传统刑法体系不具有兼容可能性,通过确立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使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做法不具有可行性。刑事法律可以通过将人工智能的处罚作为自然人的附加刑罚或为人工智能创设一套法律制度,作为对人工智能犯罪规制路径的探索尝试。     

智能算法的刑法保护与规制路径研究

刑法面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当务之急是挖掘教义学在当下及短期未来的适用潜力,这需要对智能算法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教义学观审。算法黑箱和算法操纵问题是智能算法的核心争议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极强的自反性及两面性,应当兼顾对刑事风险的规制与对算法本身蕴含法益的刑法保护。智能算法蕴含的混合法益应包括作为公共法益的"算法安全"及作为开发者竞争优势的"算法权利",对智能算法的刑法保护应围绕二者进行展开。智能算法的刑事规制应当围绕输入端、运算端及输出端进行有区别的展开,风险预防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应得到坚持,可以考虑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     

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挑战,学界对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存在颇多争议。强人工智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因此难以认定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强人工智能本质为程序,以程序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不恰当;同时,难以设计合理有效的刑罚体系对强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强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将其视为附属于人类的"活的工具"似乎更为合理,使用一般技术手段对强人工智能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更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类型化人工智能体刑事责任问题探析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冲击着现有法律法规的内容与体系,给传统刑法的适用带来各种挑战。涉人工智能犯罪中刑事责任的归属,强人工智能体的法律主体地位认定等等,均需要以新视角进行刑事辨析。人工智能在概念上理应等同于人工智能体,并以智能程度高低为标准划分出弱、强两种类型。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案为例进行探讨可以得出,不同类型弱人工智能体涉犯罪时的刑事责任有驾使者承担、制造者承担、不可抗力三种方式,在特定情形下强人工智能体可独立具备刑事责任主体资格。     

“敌人刑法”思潮影响下的合宪性反思

"敌人刑法"作为一种描述性观点,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合理性。通过阐述"敌人刑法"的内涵,以及梳理"敌人刑法"在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中的体现,对"敌人刑法"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宪法层面上进行反思,以期对随之产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途径。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修订完善之我见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列出专条对贿赂犯罪进行补充规范,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规范的零散性和不完整性,难以应对当前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修改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刑法条款或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和必要的。     

伪命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刑事风险

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以从各种自然共同体和人为共同体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为前提,能为自己代言是人工智能获得独立人格的基础。强行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行为是如同猎狐人规则一样的伪善,是极端不正义的体现。即便是赋予超人工智能独立人格,但由于人类应当具有控制人工智能的能力,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便成为了减损的人格,从而使人工智能失去了非难的可能,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也变成为了伪命题。因此刺破人工智能的人格面纱,对人工智能独立主体地位的否定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否定了人工高智能的独立人格,教唆犯和间接正犯变成了无稽之谈,从而过失共同正犯也就凸显了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追究人工智能研发者和生产者的过失责任成为了德国实务界的共识。对人工智能独立人格的否定和对人工智能犯罪增设独立条款的相继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人工智能所带来风险的忽视,而是指现有体系内足以应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刑法的冲击。风险刑法在应对未知风险时显示了其独特的价值,结果避免之虞是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的归责条件;而动物风险则对行为人利用人工智能去犯罪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模型。     

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去“身份化”探析

平等适用刑法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公务员成为犯罪主体时,往往因为其特殊身份而受到"优待",尤其是在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上。由于《刑法》第三十七条定位不明确、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模糊以及公务员的身份特殊,免予刑事处罚成为部分公务员犯罪后逃避刑事制裁的手段。因此,需要通过明确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建立免刑监督机制等途径正确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才能更加符合刑罚发展轻刑化的趋势。     

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否定论

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化问题,是人工智能法律问题在刑法领域的具体化和极端化。在事实层面,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化面临着民事主体资格障碍和刑事司法实践障碍、犯罪能力障碍与受刑能力障碍;在价值层面,人工智能的犯罪主体化面临着刑事法治障碍与“人类中心化”障碍。人工智能能否犯罪主体化取决于人工智能能否在认知理性能力上取得等同于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而人类文明价值和人的尊严价值是否定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的终极理由。人工智能犯罪主体化问题的讨论,在当下有抑制中国刑法学理论焦躁与冒进并实现其稳步发展的学术意义。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刑罚的有效性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刑事责任主体

为有效预防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将之纳入刑法调整的对象是必要的。因此,应将谁作为调整对象就成为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有的观点从法人刑事责任、人工智能的道义性等角度出发,主张将人工智能及其载体作为刑事责任的主体。但是,人工智能是以运算逻辑与数据为核心的计算机程序,不具有道义性,与由具备道义选择能力的个人组成的法人也存在本质区别,而且将人工智能或者其载体作为刑事责任主体不但可能导致人工智能行为的滥用,而且会使现有刑罚体系失效。为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有效预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立法机关应将研发者、生产者以及使用者规定为刑事责任主体,并通过采纳严格责任、明确义务边界等立法措施,避免对技术进步造成障碍。     

强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之肯定

人工智能技术携带着云计算、大数据、卷积神经网络,突破了自然语言语音处理、图像识别的瓶颈,为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紧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来的是人工智能体危害社会行为的问题处理。弱人工智能体尚可作为人类工具,但当真正的强人工智能体出现并危害社会时,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完全自主的强人工智能体的刑事主体地位。与法人相比,人工智能体更接近于自然人。当数量足够多的神经网络协同作用时,量变引发质变,强人工智能体产生独立的自我意识不是不可能的。此时,强人工智能体出于"自愿"去"选择"行为时,将其视为刑法上的主体,才能更好地分配刑事责任。     

窝藏、包庇罪主体之立法思考——以“亲亲相隐”原则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法》第310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张大义灭亲,实则与司法正义原则相背离。我国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应当吸取传统法律文化中"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现行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进行立法完善。应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将亲属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与社会上一般人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行为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加以区别对待。     

论刑法价值主体新格局之构建

刑法价值是主宰刑法的灵魂,但刑法价值体系的架构离不开刑法价值主体的有效支撑。刑事被害人在犯罪本质和犯罪行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刑事被害人应当成为刑法价值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在刑法价值中寻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环境刑法犯罪构成的转型

我国传统环境刑法的规定无法有效地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改良。针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规制现状,通过分析风险社会语境下刑法转型的理论逻辑,认为对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重新修正乃是应对风险社会环境刑法问题的关键。据此,我国环境刑法的犯罪构成应为:法益由环境资源保护制度转变为生态环境;犯罪客观形态应规定为抽象危险犯或累积犯;归责原则由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转变为严格责任;责任主体范围应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两法”实施与刑事错案责任追究

刑事错案的产生和存在源远流长。有了刑法,便有了刑事错案。古时的“冤狱”,就是刑事错案的一种。但是,对于刑事错案的概念,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理解。我国对刑事错案研究的重视,始于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将刑事错案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随后,各级司法机关内部建立了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一九九七年《刑事诉讼法》、修定后的《刑法》“两法”相继实施,我国对刑事错案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刑法修正案七》影响力受贿主体的刑法界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顺利通过,我国刑事法得到了进一步扩充与完善。刑法第388条之一的规定对传统贿赂犯罪的主体作了扩展。“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等概念用语因其规定的不统一、用语的模糊性,给刑事司法带来认定上的困惑。因此,对该新增罪主体作出较为明晰的刑法上的界定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和解对我国传统刑事理论的背离和挑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经在很多地区展开,有些地区还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对刑事和解予以规范。刑事和解的存在,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我国传统的刑事理论相背离,并带来挑战。从犯罪论、刑法基本原则及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三个方面对这种背离和挑战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刑事和解实践与传统刑事理论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