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合法性视域下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作不起诉处理,许多都是缘于取证程序中某些取证行为合法性欠缺而受到质疑,进而导致证据无法使用,因此展开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程序合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分析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为切入点,强调在对证据排除时应明确区分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通过对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的启动、责任承担、证明方法、证明标准的研究解决个案中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构建取证规则、建立检察指导侦查和辩诉交易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约束性机制,从源头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障证据合法有效,避免非法证据、减少瑕疵证据。     

瑕疵证据规则对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以笔录证据为视角

目前刑事瑕疵证据规则对侦查取证行为规制的目的与效果均不明显。急需调整与完善。从笔录证据相关理论分析得出,刑事瑕疵证据是因轻微违法的侦查行为所导致证据资格待定的笔录证据。因现有立法对瑕疵证据的种类、范围、补救程序等问题规定存在明显疏漏,导致侦查机关对瑕疵证据的避免与补救重视不够。应按照笔录证据的特征与规律设计与完善瑕疵证据规则,以达到科学有效规范侦查取证行为的效果。     

瑕疵证据在侦查实务中的应用研究——以犯罪现场勘查为视角

犯罪现场勘查环节瑕疵证据是指在犯罪现场勘查的过程中,现场勘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收集的,在取证程序上存有瑕疵的物证、书证,也包括在取证程序上存有瑕疵的证人证言、讯问笔录等言词证据。而且在勘查收集证据的时候,往往存在一些证据在收集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了瑕疵证据,从而使公安机关收集的有些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被法官作为定案的依据,浪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么造成这些瑕疵证据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在实务工作中规避这些错误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对公安行政执法取证方式合法性的调查与思考

公安行政执法中取证方式是否合法 ,事关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能否落于实处。基于当前公安行政执法中取证方式不尽规范之现状 ,又恰逢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 ,所以必须对公安行政执法中不合法的取证方式 ,几种特殊的且有争议的取证方式 ,通过采取严格取证规则、设置若干取证规则的例外、修复补救瑕疵证据等措施加以规范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

作为对1989年《行政诉讼法》“违反法定程序一律撤销”立场之纠偏，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在制度定位上既是程序瑕疵类型，也是程序瑕疵司法审查的标准。作为前者，“程序轻微违法”是对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狭义程序瑕疵”概念之扬弃；作为后者，相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标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程序轻微违法”标准具有独立性、补充性两大特点。但部分法院未能严格遵循“程序轻微违法”的立法既定路径，不仅导致“程序轻微违法”认定空间被挤压，还使得“程序轻微违法”标准存在被虚置与被滥用的双重误区。针对以上误区，法院应当秉承程序瑕疵类型二分法立场，兼顾客观程序标准与主观权利标准，并对“程序轻微违法”标准予以严格适用。     

瑕疵证据新解——以瑕疵证据的地位为视角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瑕疵证据理论是证据法学界的大事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瑕疵证据”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则也备受争议.就实质而言,所谓瑕疵证据应是一种证据取得禁止规则,它规范着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其与非法证据产生重大分野,取证行为瑕疵的出现并不当然导致证据的排除,瑕疵证据可以通过相关治愈规则恢复证据能力.     

公司决议瑕疵相关问题探究——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6条

公司决议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是从本源上解决公司决议瑕疵制度诸多问题的基础。分析公司决议的法律性质,应基于公司机关成员、公司机关和公司这三个不同主体的视角分别展开。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瑕疵的分类采取"三分法"模式的背景下,需结合构成要件和内容/程序瑕疵的严重程度对决议的"不成立"与"可撤销"进行界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撤销公司决议之诉适格原告的设计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分析公司决议瑕疵的法律后果时,应从对内—对外的视角分别审视。     

增强型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计算机犯罪呈持续增长势头,但由于缺乏证据证明,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此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这说明证据获取的关键阶段——计算机取证工作存在漏洞。计算机取证程序是计算机取证的核心,忽略或"交换"任何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取证工作的完整性,导致错误结论的产生。同样,不合理或不充分的计算机取证活动将会造成无罪之人蒙冤、有罪之人逍遥法外等恶果。我们分析了现有几种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及其所存在的缺陷,并以集中型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取证程序模式——增强型计算机侦查取证模式,以期对以计算机取证程序的规范化有所裨益。     

质疑“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

程序轻微瑕疵是指未对相对人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的程序违反。山东、湖南等省份的行政程序规定中关于＂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说法并不准确,有忽略程序权利在合法权益范畴中地位的嫌疑,建议修改。补正制度符合行政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标模式,是程序轻微瑕疵的最优解决方案。     

论辅警取证

辅警以"协管员"身份独立取证是现阶段中国存在的普遍现象。辅警取证是辅警执法的重要"配套"发展,辅警执法有法治问题,辅警取证同样无法回避之。从主体身份、权力规则、商事异化、程序衡量、道德衡量、效力价值方面剖析辅警取证:主体身份非公务化,权力规则任性化,辅警来源商事化,程序价值缺位化,道德价值缺损化和效力价值无效化,这迫切要求人民警察取证替代辅警取证。     

网络诽谤案中自诉人取证之公权力救济

诽谤罪作为亲告罪,采取“告诉才处理”的追诉原则,取证和起诉均由自诉人独自承担,公权力一般不得介入.但是,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诽谤愈演愈烈,而自诉人囿于举证能力之局限,使得其在此类案件中取证陷入困境,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告诉乃论”并非排斥国家追诉,公权力的介入并不会损害自诉制度之价值,在自诉人取证能力不足的境遇下,公安机关应承担起自诉权救济的责任.     

电子数据取证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普及与发展，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全面加快，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涉及计算机系统的案件也与日俱增，电子数据取证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涉及案件的定性与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文章通过对电子证据概念、特征的理解，解读了电子数据的取证原则，提出了现阶段电子数据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对策。     

计算机取证技术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诉讼证据。作为计算机领域和法学领域的一门交叉学科,计算机取证正逐渐成为人们研究与关注的焦点,如计算机取证的概念、原则、步骤以及计算机取证的相关技术、计算机取证的发展方向等。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探析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来说不只是责任也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权利。举证责任倒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我国司法证明规则的一项新的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去探索,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积极的、有益的司法作用。     

对公安院校开设计算机取证课程的思考

计算机取证是指计算机证据的获取、分析、传输、保存、呈堂等行为.如同法医学一样,被称为电子法医学的计算机取证学理应成为公安院校的一门专业课.本文简要分析了在公安院校开设计算机取证课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课程的设计.     

现代辩护制度的宪政根基与实证考察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在限制和剥夺人的基本权利的种种方式中,刑事惩罚最为严重。因此,一方面,在宪法上明确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需要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因此,我国辩护制度的完善,不能局限于刑事诉讼法,还必须关注宪政化进程。     

论诉讼证据种类的划分

证据形式问题属证据法的基础问题。从法律上看,《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构成了我国的证据种类体系。证据种类的划分是证据发挥其证明作用的前提,也是世界各国证据理论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证据体系,一方面使证据种类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逻辑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审判的进行。     

计算机入侵动态取证技术研究

计算机取证是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有效手段,传统的计算机取证大多采用事后分析的静态取证技术,证据的采集不够及时、全面,经恢复的数据可能是已经被篡改,因而法律效力低。可以运用一种将计算机取证技术与入侵检测技术结合的入侵动态取证系统,动态收集识别入侵证据,及时分析、提取证据至证据库中保存。此系统采用认证、加密、隔离等安全手段,确保了证据在传送、保存过程中的真实性、准确性及不可篡改性,使其成为有效的法庭证据,实现了计算机取证的及时性、智能性。     

对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证据开示是支撑对抗式审判制度的重要基点。现行刑事诉讼法缺少类似规定,既不利于审判改革的继续进行,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尽快予以完善。     

论证据运用中人权保障的缺陷及完善设想

当前证据运用中人权保障的缺陷主要存在于指导思想上不明晰、过高估计沉默权的效力、对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保障意识不够等方面;完善人权保障应从证据制度的目的、任务、原则、程序等方面去考虑,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运用证据的规则体系,并体现在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