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公民的参与责任与理性、社会认同与信任、政治合作与互惠;在互动上表现为:公民社会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社会平台、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民主范式之一。构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模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意识和能力,明确目标和取向,拓展渠道和方式,创新制度和机制,防范危机和风险。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启动力、政治文化转型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民主,协商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再思考激发了以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探索。本文以协商民主的基本涵义和协商民主的核心为基础,主要论述了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但愿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讲有所裨希。     

宪政视阈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以平等、自由、独立、负责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乃至国家事务的讨论、沟通、协商与合作的制度过程和治理形式，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两者功能上是互补的。协商民主对于宪政、法治、人权的实现都有重要价值。协商民主的形式非常多样，不限于政治协商，要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多元力量、完善制度，规范协商民主，为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政治、法律与行政过程提供制度保障。     

协商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在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方面。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应该从国家制度、基层政治、社会自治三个层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逻辑与现实: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看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制度创新与协商民主互为依托、形成合力,基层协商治理才能实现善治。逻辑上,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在形式上要依靠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合理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则应以协商民主为前提。而现实中,某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缺失协商民主的前提环节,也经不起协商民主考验,甚至协商民主被不合理的"创新制度"裹挟,反而使协商民主流于形式和平庸。     

地方民主创新可持续机制因素分析

地方民主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在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治理的制度机制创新,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制度链条和制度环节,其中组织推动、公民参与、社会支持、制度规范、治理绩效是其影响因素和制度环节。只有各个影响因素发挥正向激励,并形成正反馈的制度合力,地方民主创新才能成功生成并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善治视野下的公民参与

当前,善治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日益流行的话语.广泛的公民参与是走向善治的必然要求.公民参与要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现实基础,以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为制度保障,同时,又要以公共精神的健康发展为必要前提.在扩大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切实保证公民参与的实效性.     

信任与协商民主

信任是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如果缺少信任,公民间的协商将不可能展开;同时,如果只有特殊信任的存在,协商将可能出现团体两极分化的结果,加深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只有普遍信任才是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的优质土壤,因此,如何促进协商民主的问题便可以转化为如何促进普遍信任的问题。促进普遍信任需要着重考虑两个方面:即从公民社会角度讲,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团体,编织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制度,为普遍社会信任的建设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民主论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治理的社会。要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就必须保证各种治理主体,尤其是公民大众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由于缺乏话语民主的支撑,我国的地方治理缺乏公民组织的有效参与。公民社会贫弱、公民文化落后、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地方话语民主的发展。建立健全以党群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治理,拓展地方治理中的话语平台与话语渠道,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从治理体制、机制上践行地方话语民主,是实现话语民主与地方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路径。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中国参与式预算实践及其前景展望——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的比较分析

协商民主在政府预算领域中的运用催生了参与式预算。作为一种政府协商形式,参与式预算为普通公民通过对话、协商形式参与政府预算决策提供了新的合法渠道。基于浙江温岭、河南焦作和云南盐津三地参与式预算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式预算是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合力的产物。中国参与式预算在协商实践中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模式,这种协商模式与协商民主的规范性要求之间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推进中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需要将协商民主的普遍性原理与各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参与向纳税人主导的决策性协商参与的转变。     

社会治理如何实现多元协商共治

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是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可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构建社会治理多元协商共治模式中,要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多元治理思维,加强法治化、制度机制建设,培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公共管理视野下推进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对策思考

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共管理的实现需要公民的参与和支持,这就要求政府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公民的利益需求,将公民参与引入到公共政策中来,从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品质。在明确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不断提升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管理在构建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构建完善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创造非政府组织的有序参与机制和发展公私合作生产的利益协调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法治博览

正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中央编译局办公厅科研处处长陈家刚在2017年4月5日《学习时报》载文《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助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一是必须明确社会主     

危机生命周期框架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协商式治理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以协商民主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必要性在于其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是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和善治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协商民主治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在于群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有的协商渠道和协商形式为其提供了有效路径,协商技术为其提高了有效保障,已有的成功实践说明了群体事件协商式治理的可行性。在突发性群体事件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在预警期推进协商治理和应急准备,在爆发期实现应急协同和应急协商,在缓解期启动协商平台和商谈程序,在善后期进行事件问责和反思性评估,基于全过程的协商式治理机制有利于事件的稳妥解决。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浅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作用及发展方向

<正>协商民主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末期的西方政治学界。它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并经由协商民主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其核心是公共协商,其实质是以理性为基础、     

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公民有效参与政府管理及实现途径

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重要途径,对于政府自身建设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主要环节有政府决策、政府绩效评价和公共危机管理等。保证公民能够有效参与政府管理,必须增强政府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提高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民主政治权利意识和能力,以及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各项制度,为真正实现公民参与权提供思想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