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明确统一的立法，司法实践中的调查主体多种多样，理论方面也极富争议。确定社会调查主体，要综合考虑调查的含义、目的、对象，调查主体的能力，调查时间，调查结果真实性与公正性的保障等因素。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     

浅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的全面调查原则

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全面调查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必然要求。全面调查主要应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进行。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全面调查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调查、社会调查和生理调查以及心理测试三部分。     

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评估

在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成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为什么会犯罪？这个问题需要“危险未成年评估”来解释；如何应对犯罪未成人？这个问题需要“未成年犯罪人评估”来回答。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犯罪总体数量增长迅猛,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探索建立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现结合蓝田县人民检察院近年所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预防对策作以粗浅的解析。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批捕阶段律师介入初探——对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完善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批捕阶段律师介入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化的重大进步。律师介入这一阶段能够通过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行使为检察机关提供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材料,并通过讯问在场权以“合适成年人”的角色保障未成年人在被讯问时能有正常的表现。这一方面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     

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审查批捕阶段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在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同时，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返社会，降低再犯罪率。我国检察机关已逐步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但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规范，且适用的诉讼阶段以审查起诉阶段为主，此时未成年犯罪人往往已经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从而降低了和解制度的价值，本文建议从审查批捕阶段开始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弥补上述缺陷，充分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加害人及被害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中法庭教育效果的若干探讨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中,对未成年被告人等进行的法庭教育,既是贯彻《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中长期关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内容。并且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的良好实践。在未来,应当通过增强判决书的说理性,继续坚持法庭教育,加强法庭教育的针对性、互动性和建设性,注意法庭教育的书面化和延伸化等,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中法庭教育的效果。     

论警察在未成年人犯罪侦查中的职能转换

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两大职能,两者辨证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纵使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仍不能忽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护。本文从侦查阶段入手,就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侦查阶段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对警察在侦查中如何兼顾好两大职能及如何通过制度构建实现从惩罚职能向保障人权职能的转换略抒己见。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则中“必减主义”之检讨——规范和实证角度的求证

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其量刑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的“必减主义”，不但与司法解释相矛盾，而且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借鉴已有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现有规定、刑罚的预防功能、刑罚个别化、被害人的认可度等角度，认为“必减主义”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正，采取量刑上的“得减主义”，根据未成年罪犯的具体情况，对其决定是否减轻、从轻处罚及减轻、从轻幅度，从而更好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