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入法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能写入《公务员法》法

当“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遇到“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时，“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黯然隐退。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何时能拉起官员财产的窗帘?     

民意期待的N种政治秀

在虚伪作秀泛滥的当下，对于官员作秀，公众基本上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何使合理“政治秀”取信于民，消弭公众的误解，并形成良性互动，是官场政治的一道必答题。“政治秀”要符合政府形象的公众标准     

我国大力选拔后备干部

涉及上万人的选拔计划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启动大规模的“接班人”选拔计划，成千上万被评价为“优秀”的官员将被牵涉其中。而选拔计划中对于官员选拔培养的诸多规定,亦成政治观察家眼中新的政治风向标。     

外逃贪官

20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追逃网络逐步铺开。贪官外逃越来越难。     

公示官员财产 淮安放胆再试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个被认为有效的反腐利器，迟迟无法实施。与中央“时机还不成熟”不同的是，地方政府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直在不断探索。     

“表哥”“房叔”们的倒掉：2012年反腐事件盘点

2012年即将结束，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但一些官员却在这一年里，因腐败行为曝光而提前结束了政治生涯。官员们的被查处引发了一场场舆论盛宴，但专家学者认为，“草根”反腐最终应真正推进制度反腐。     

清朝官员“考语”恶狠狠

清朝也有一套年度考评基层官员的制度，但“考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之类的话，相反，不少写得“恶狠狠的”。     

“为官不为”的组织学解释及其治理策略北大核心

“为官不为”是坚持党的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既有研究强调,“为官不为”是官员基于激励、风险等因素综合考量下的避责产物。然而,“为官不为”在容错机制建立后仍然存在,甚至部分地区“不为”的官员实际上一直处于积极作为之中。如何解释这种反差之下的“为官不为”?文章基于组织学视角提出解释:“为官不为”是官员在官僚系统嵌入新制度而产生的“波动”中寻求确定性(特别是“发展窗口”)的产物。问责制冲击了官僚系统内已形成的较为清晰、稳定的官员职业发展路径,加剧其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然而,追求职业发展的官员并不会停下脚步,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特别是“低风险、高收益、短耗时”的“发展窗口”。当官僚制的常规运作难以满足官员对“发展窗口”的追求时,官员就倾向通过政治引领使官僚组织将执行行政事务的注意力转向政治任务,组织难以兼顾行政事务进而未能完成既有考核,被贴上“为官不为”标签。文章以Z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案例,论述既有职业发展路径受冲击的Z市官员,通过政治引领政府部门,积极投身具有“发展窗口”特征的“创文”工作来谋求发展,最终导致职能部门无暇完成考核形成的“为官不为”。文章提炼了不同于既有“为官不为”研究的新解释,并提供了三点针对“为官不为”的治理策略。     

“天仙局”骗倒一群招商官员

面对一个诱人的大项目，一些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官员被搞得晕头转向。利用这一点，5个无业人员假冒香港大公司管理人员，以投资为借口，诱骗内地党政领导、公司高管到香港等地考察洽谈，布下“天仙局”进行敲诈。（“天仙局”一词港剧中常有出理，指行骗者抛出虚无的诱饵，设下连“神仙都难识破”的骗局来骗取钱财）一年间，这伙人成功作案16起，敲诈勒索安徽等8个省市招商官员近千万元。     

和“鱼翅＂讲讲政治

和“鱼翅”讲讲政治，这个可以有。“听讲”的当然不是鱼翅本身，咱没吃过鱼翅也不至于傻到如此。官员滥吃鱼翅，由来已久，在饮食场、交际场，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个“鱼翅江湖”，它才是“被讲”的对象。——当然也不妨这样理解：在“鱼翅”的问题上讲讲政治。鱼翅消费本关乎经济、社会文化，但在我们这里，由于公务接待的“沾染”，情境变得更为复杂。     

从规定到法律 问责步入制度化法律化时代

在基层，不少官员已有了切肤之感，一些人慨叹：“如今官越来越难当了，责任愈来愈大，权力愈来愈小。”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当官也成了高风险职业”。专家认为，虽然目前问责制的制度设计还不能说已经完善，但问责制决不会是一阵风，而将在实践中期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发展。     

风云文摘

“民评官”是政治民主的表现。然而,轰轰烈烈的群众测评也可能成为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因为某些官员不能“掀起自己的盖头来”,群众对官员本人不了解,雾里看花,再好的慧眼也难以识别其“本质”。     

“一把手”监督应分解与制约权力

“一把手”是在具有中国特色政治生态中的特定称谓，长期以来普遍成为官员履政的追求目标，但在公众的心目中大有贬义化的趋势，前者“爱”之深，后者“痛”之切。原因无他，在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十七大语）的当前，“一把手”腐败尤属其中焦点与“枢纽”，牵一发而动全身。     

官员道歉的制度化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官员道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当前官员道教存在着制度化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官员道歉法律效力等级低下,制度供给不足;二是道歉主体不明晰准确,存在“替代”道歉的异化想象；三是官员道教缺少外部监督.为了实现官员道歉制度化应该做到:提高官员道歉相关法律效力等级,增加制度供给;明确官员道歉主体；加强官员道教的外部约束.     

官员隐私权不能超越公共利益

“日记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不光因为网络曝光的日记里载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香艳情节”和官员受贿的“敏感问题”，还因为人们对网络曝光官员隐私是否侵害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权、名誉权等法律问题存有不同看法。     

官民平衡博弈才会产生公信力

河南固始县2008年公选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子弟，让人感觉有“继承”之嫌。固始县委组织部部长周辉回应媒体采访时反问：“公选符合程序，难道官员之后就无权当选吗？”判断官员之后当官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其官位是怎么“选”出来的。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父子总统”、“官员世家”什么的，但由于他们经受了选民的检验，     

唐太宗的“干部政策”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请你们认真想想这个道理，编定官员的职数，裁汰官员。房玄龄立即行动起来，将文武官员的编制定为640人（按此前为2000多人，裁掉了三分之二）。《新唐书·百官志》上说：“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730员。”“省内”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员。     

马怀德：把法治引入政绩考核体系

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要以树立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三道防火墙"何难挡官员"边腐边升"——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三)

在腐败中升迁，在升迁中腐败，成了近年部分落马高官不同履历中的共同“印记”。面对官场“边腐边升”症，人们不禁要问：谁为这些腐败官员打开了升迁之门？谁纵容了这些官员在升迁中继续腐败？     

个性官员：责任与信心的破茧

当下，中国官员的变化有目共睹。每年“两会”上，官员越来越“会说话”。各种场合，官员讲话不再照本宣科。中国政坛上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有个性、有胆略的“能官”、“个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