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构建

国际政治和国际法有着复合依赖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国际政治从根本上影响国际法,而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相对被动的。国际法从理论发展上影响着国际政治,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导致国际法形成、发展。国际法规范国家行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国际政治秩序。本文指出通过国际法解决我国政治问题是很有效力的。     

政策合法性的困境及其改善：协商民主的视角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规范主义,政策合法性理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均面临着重大困境,其解决的基本方向是发展协商民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公共协商,正视和整合多元社套中的多元利益,可以使公共政策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失信行为”国家责任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出尔反尔的"政治失信行为",背离了国际法诚实信用基石原则,损害国际经济秩序价值,因而具备国家责任承担的必要性。美国"政治失信行为"的国际不法行为认定面临国际义务来源复杂、违约与违法双重认定标准以及国际不法行为本质认定的边界障碍,在国家责任承担上面临国家责任启动桎梏于WTO框架机制、责任承担方式的内在契合不足、救济途径程序障碍等难题,构建中美贸易摩擦"政治失信行为"国家责任路径,首先,以"不靠谱行为"清单模式解决义务来源不兼容问题,现有国家责任方式倒推"政治失信行为"国际不法行为认定缺陷,诚实信用原则耦合国际不法行为认定本质冲突困境;其次,建构"贸易命运共同体"机制解决责任启动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契合责任承担方式,畅通国际法院"政治失信行为"受理维权机制。     

危害国际环境犯罪及应对之困境

危害国际环境犯罪行为日益受到密切关注，而如何认定国际犯罪则是国际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因此，应对危害国际环境罪进行界定，有必要运用犯罪构成理论，深入分析危害国际环境罪的构成要件，为危害国际环境犯罪的认定与刑事责任的追究提供依据。在解读国际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了人类在应对国际环境犯罪中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以及国际环境犯罪问题的解决思路。     

涉外临时救济的三重困境及应对分析——兼评我国现行涉外临时救济体系

临时救济的适用已成为当前涉外诉讼中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重要现象。然而,作为程序法中的救济机制,临时救济在全球化以及纠纷解决日趋复杂的时代大背景下遇到明显的困境,主要包括其自身架构的理论困境、国际民商事交往带来的实践难题以及司法协助中的合作僵局等。各国应致力于推进临时救济体系的重构与完善,回应临时救济适用的理论困境:临时救济应定位于制衡机制的引入,以实现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以及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程序法意义上的平衡,即为当事人之间在先的"失衡状态"注入平衡因素。同时,各国在涉外临时救济的适用中应保持开放、合作的姿态并依托国际组织进行有效的协调或统一,以有效应对其中的实践难题与合作僵局。我国有关临时救济的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实践较为混乱,建立在反思涉外临时救济困境基础之上的立法和司法完善成为必要。     

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政府利益价值选择困境、制度困境和公民主体参与现状不平衡等现实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主权在民思想为理论契机,探索性分析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决策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关解决对策。     

“战后法”视野下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的制度化革新

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避免冲突和恢复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维和行动对传统维和原则的突破是国际环境变化和联合国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维和行动由"冷却冲突"到"解决冲突"的嬗变也面临着许多困境,"战后法"为维和行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语境,能力建设是它对维和行动提出的新的要求,它有助于推动维和行动向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传统管辖权规则在网络侵权案件中的优化——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改稿的相关内容

网络空间本身的特性,使网络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受到了冲击。传统国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确定根据主要有: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协议管辖和专属管辖。但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这些确定根据面临着司法管辖区域界限的模糊化、原告就被告原则的适用困境、侵权行为地的不确定性, 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的滥用等困境。新管辖权理论无法解决这一困境,各国仍就在传统管辖权基础上寻求适当的连结因素。针对《民事诉讼法》修改稿的相关内容,建议我国在立法时确立原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作为管辖权根据。     

“战后法”视野下联合国维和行动机制的制度化革新简

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避免冲突和恢复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维和行动对传统维和原则的突破是国际环境变化和联合国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维和行动由“冷却冲突”到“解决冲突”的嬗变也面临着许多困境,“战后法”为维和行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语境,能力建设是它对维和行动提出的新的要求,它有助于推动维和行动向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新安全观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研究

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出台至今,面临着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困境:在实践上的困境表现为其配套制度的设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迟滞和混乱,也无法恰如其分地解决卷土重来的三聚氰胺问题;而理论上的困境更多地表现在基本理念方面,作为一个危机对策法性质的紧迫立法,在法理上缺失了对包括新安全观在内的诸多核心理论的精致关照。因此,笔者从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的角度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食品安全的全过程规制、统一监管、风险分析和民主性多元参与原则基础上,应然层面或规制层面的《食品安全法》还应以新安全观为统摄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际合作主义理念、观念安全主义理念和商谈理性主义理念。     

论公共健康安全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WTO《多哈宣言》“第6条款问题”评析

WTO总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实施多哈宣言第6条款的理事会决议》赋予了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公共健康安全而进口廉价仿制药品的权利,协调了公共健康安全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冲突。该决议在合格药品范围、合格进口成员方资格、国内市场的解释等方面采纳发展中国家的建议而对TRIPS协定以重大发展,这种发展昭示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向"人本主义"法律价值方向回归,"差别保护"将是协调21世纪国际知识产权利益冲突和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困境的有效模式之一。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

当今世界领土争端问题广泛存在,尤其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居多.国际法作为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法律,在解决领土争端领域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际法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国际法院懈决的领土争端案为依据,比较国际法院与其他政治谈判手段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不同之处;总结国际法院在审案过程中运用的基本法律原则,受理领土争端案的主要特征;分析在现实世界中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论国际强行法的演进

目次一、现代国际强行法理论产生的历史沿革二、国际强行法理论的发展在立法中的体现三、国际强行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动态四、国际强行法理论的现行困境和发展生机 20世纪,国际法领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国际强行法。从此以后, 这一国际法规则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一方面,人们期待着这个新兴的法律制度可以为国际法的发展带来里程碑式的契机和转折,并因此纷纷冠之以“国际宪法”、“国际至高法”的美誉。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难以走出的灰色地带、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疲软和单薄也给研究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引渡原则中的例外原则,其保障人权、体现国家主权,并且在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它也是引渡原则中最富争议的原则。引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则更甚,甚至沦为一些国家的"政治工具"。对于如何规避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滥用,发挥原则订立的初衷,关键还是在于从其根源解决其本身的概念问题。同时,如何更好地运用此原则,还需要各国之间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力求打破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如今所面临的瓶颈困境。     

联合国专门机构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专业功能使此类机构的争端解决司法化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国际组织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通过法律和政治机制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际组织的分类和组织基本宗旨的政治关联度共同决定了其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政治化和司法化倾向。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安排则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功能定性存在差异。高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政治属性,而低政治专门机构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时,经济全球化将沿着新功能主义的“溢出”路径使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国际合作从低政治向高政治领域拓展,其争端解决的司法属性将不断强化。联合国专门机构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为专门机构争端解决的司法化确立了现实的政治基础,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为这种司法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     

地缘政治视阈下的中国海外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保护——基于“冰岛拒绝中坤集团投资案”的法律思考

包含地理、资源等要素的地缘政治的调整对象已从政治领域扩及国际经济领域,与投资准入国民待遇呈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推动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全球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日益成为投资者海外投资受阻的一种新型风险。中国投资者在冰岛投资受阻即为典型例证。我国政府应当通过扩大在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谈判中的话语权、转变国际投资立法理念从而在法律框架上确保投资者在投资准入阶段享有公平的国民待遇,并利用国内行政救济机制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来规避此类地缘政治风险,为我国投资者提供更加安全的海外投资环境。     

公海航运安全中的国际合作

当前公海领域的航运安全面临一系列问题,海盗行为、恐怖主义、以及新形式的威胁愈演愈烈。如何更好地解决公海航运安全已经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亟待认真考虑的问题了。目前看来,加强国际合作,把国际合作原则运用到公海航运安全中是十分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也同样面临着许多困难。本文就主要是探讨国际合作原则在公海航运安全中运用的必要性,当前面临的难题以及寻找怎样的解决途径。     

公民政治参与困境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影响并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公民政治参与困境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手段和措施，从而为保障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提供某种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