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高校职务犯罪刻不容缓

近年来，多起高校职务犯罪案件被查处，其数额之巨大，情节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高校职务犯罪的产生严重干扰了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损坏了高校的声誉。因此，基于法律层面分析高校职务犯罪，切实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显得刻不容缓。     

预防职务犯罪须消除“保护伞”

职务犯罪屡禁不止，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研究已是迫在眉睫。职务犯罪是一种权力性犯罪，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当前在这两大机关中存在着诸多弊病，在检察机关方面存在着检察权威不强，检察建议得不到重视和落实，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缺乏联系，互不通气，造成检察机关单军奋战，缺乏信息资源；在行政机关方面，其内部监督如审计、监察等形同虚设，作用甚微，职务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原因之一是一些领导往往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职务犯罪“从宽处理”，自觉或不自觉地起了职务犯罪“保护伞”的作用。这种…     

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的探究

新的社会条件下，职务犯罪现象具有了更强的抵抗力。单纯的打击已无法根治职务犯罪之源，而缺乏针对性的职务犯罪预防也无法焕发其应有的活力和生机。“侦防一体化”机制立足当前的社会形势和具体的职能要求，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与预防部门的具体工作进行有机融合，实现两者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强化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实际效果。     

书证收集方法优劣之比较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复杂化和高科技化发展趋势，书证在侦查、审判此类案件中作用日益突出，原因是其相对于言辞证据更具客观性、直观性和稳定性，甚至成为了检验言辞证据是否真实的依据。为此，笔者仅就职务犯罪案件中几种书证的收集方法之优劣加以比较和讨论。     

检察机关建立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初探

本文从职务犯罪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分析入手，立足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及职能，寻找和认识职务犯罪的客观规律，目的在于积极探索治理腐败和职务犯罪的治本之策，提出建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新机制，以期能在研究职务犯罪预防的过程中提升相关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     

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实证分析——以基层院为视角

职务犯罪案件中，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案件特点与发案原因，通过案件办理研究其规律，特点，将对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实践工作的一种思考与总结，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应给予高度的重视。本文拟对其进行探讨，以期对职务犯罪案件研究以及侦查实务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浅谈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腐败现象的黑影也在不断扩展，当前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本文分析了职务犯罪的内涵、特徵、危害及其成因，并从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讨预防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     

预防职务犯罪之我见

海南建省以来，各项改革事业深入发展，给大特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国家公职人员在发展海南特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突出了。从姜巍收受贿赂到李善有腐化堕落，从戚火贵索贿受贿到陈罗荣贪污挪用，从王德伟贪赃枉法到林深礼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海南职务犯罪所涉案件的案数之多、级别之高、金额之大、影响之深，令人触目惊心。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它不仅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想坚决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一方面要大力惩治已发生的犯罪…     

职务犯罪预防立法工作的若干思考

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治本之策。当前全国性的职务犯罪预防立法处于空白状态,亟需予以完善。本文从职务犯罪预防立法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实践基础出发,在论证其可行性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预防立法的条文结构、预防措施、职责分工、主管机关、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构建。     

对侦查一体化建设中几个关键性问题的思考

实践证明，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模式在突破重大疑难案件、排除办案阻力、加强异地协作，以及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这一工作模式长期、有效、稳定运行之关键，是建立健全其机构形式和相关内容，完善其运作机制，处理好目前工作中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往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模式已越来越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成为检察改革的当务之急。 目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模式建设，作为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破案能力和办案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引起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笔者想仅就侦查一体化工作模式建设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谈谈看法。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特点与侦查研究——以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为视角

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情况日趋严重,打击与防范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已迫在眉睫。要准确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首先应当在法律层面上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主体范围及其职务活动范围。在准确界定法律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状况的实证研究,发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内在规律与特点,以此进一步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侦查对策,以形成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的高压和长效机制。     

浅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

食品监管渎职罪存在立法缺陷:罪状的描述不够严谨、立案标准过高、刑罚设置不合理,建议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以司法解释形式完善罪状的描述、降低立案标准、合理设置刑罚。     

基层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以重庆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此类案件为蓝本

由于社会整体医疗资源不足、行业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医疗工作专业性较强、医疗用品市场相对封闭等因素,导致该领域职务犯罪高发,医疗腐败、医患矛盾凸显.预防基层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三位一体”,多管齐下才能奏效.     

共犯论中的直接—间接模式之批判——兼及共犯论的方法论基础

构成要件论、法益论与规范论均认为,应将全体共同犯罪人区分为直接者与间接者。该模式符合直观的认识观念和朴素的正义情感,契合教义学中的存在论倾向和物本逻辑,因此对共犯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但是,直接——间接模式不仅与刑法教义学中的间接正犯、共同正犯、义务犯和未遂犯等理论冲突不断,还间接催生了共犯论中的诸多极端观点,阻碍了归责理念在共犯论中的贯彻,并抵制着共犯论方法论基础的更新。摒弃潜在影响了共犯论数百年之久的直接——间接模式,彻底走出存在论的迷思,也许是从共犯论困局中脱身的必由之路。     

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基于新过失论的阐释

讨论行政法规范之违反与过失实行行为之认定的关系,对于我国过失犯罪,特别是业务过失犯罪的认定,有重大意义。对此,应当从不同的过失犯构造理论出发,做体系性思考。立足于行为无价值的新过失论,将过失实行行为定义为违反结果回避义务,不仅能合理限制过失不法的范围,理论立场上也更为首尾一贯;而且通过注意义务的类型化,更能贯彻刑法的自由保障功能和法益保护功能。在新过失论的框架下,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和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在范围、性质上均有不同,但也存在相同之处:前者的危险防止义务是以定型的危险为前提而课予一般人的义务,后者则是以个案事态为前提而课予(处于行为人地位的)一般人的义务。违反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并不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而违反以避免构成要件结果为指向的行政法规范上的义务,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必要的或不足的,则构成对刑法上注意义务的违反;如果该义务对于个案中的结果回避是不必要的、可替代的,或者会起消极作用,则不违反刑法上的注意义务。     

“杨天庆涉黑案”的特点、成因与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对策

“杨天庆涉黑案”是重庆2009年“打黑大审判”第一案。该案既有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特点,也有其个别化特点,前者使本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后者使该犯罪具有残暴性、隐蔽性和迷惑性。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形成,主要源于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基层行政执法不力、重庆的“袍哥文化”、刑满释放人员等的社会化不足问题等因素。为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应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对策。     

职务犯罪原因的系统分析

当今的中国是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多发和高发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职务犯罪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原因表现为: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督乏力;经济体制转型形成某些权力异化;惩治职务犯罪的立法相对滞后和一定程度上的执法不严;国家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价值错位,心理失衡。     

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配置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立案管辖的划分,关系到侦查机关的权限和分工,配置得好坏关系到刑法能否正确、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方面存在问题,应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划归统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应将所拥有侦查权也划归一个部门统一行使,达到有利于整合侦查资源,有利于提高侦查水平,体现职务犯罪侦查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职务犯罪心理要素探析

研究职务犯罪心理要素,有助于全面、系统的揭示职务犯罪和提供犯罪预防和控制的对策。职务犯罪心理要素有动力性要素、认知性要素和调节性要素。职务犯罪的心理预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塑造健全、协调的人格,建立心理调节机构,进行心理监测与心理干预,健全自我调控机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个渎职罪。从立法规定看,本罪的实行行为表现为滥用职权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是本罪的渎职结果,其与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本罪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尽管立法没有对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并不是复合罪过形式,仍然是单一罪过形式,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结合其实行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