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创新能力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构建了研发活动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模型,运用2000~200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活动在推动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东盟-中国关系:一种经济视角

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的,大部分东亚国家同样取得了骄人的经济业绩。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力倡建立FTA行为已经成了新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虑及FDI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流向该地区的FDI之间大多不存在竞争关系,中国并没有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FDI流入造成巨大影响。即使对那些具有潜在竞争性(即出口导向型)FDI而言,中国也能够刺激它们流向其他东盟国家,并同中国在该地区的生产网络形成互补。从地缘因素看,中国崛起以及日本经济复兴使人们重新燃起变21世纪为“太平洋世纪”的希望。中国在谋求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需要同邻国保持更为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整个东亚地区也会从中国经济崛起中受益。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FDI吸收能力渊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日益突出,关于FDI吸收能力的研究渊源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上沿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去向及其决定,简称为FDI决定理论;二是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政策激励,简称为FDI影响理论。     

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的变化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复苏阶段,中国利用FDI的规模、来源地、进入方式、产业布局与地域布局较危机前有所改变。来华FDI增速放缓及其结构性调整将是未来长期趋势。针对这一现状,建议中国应借助全球经济放缓这一契机从改善投资环境、将外资待遇向国民待遇回归、扩大内需、加大对外资的管理力度和引入竞争机制、注重引资政策的产业导向性与地区导向性等方面更好地利用FDI,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东部地区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均衡关系.2008年以来,受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东部地区GDP与出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GDP与进口和FDI之间分别只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出口与FDI相互之间没有显著影响.今后应通过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合理引导外资流向,鼓励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实现地区协调发展.     

从跨国并购看区位优势的弱化

全球经济、生产、投资的一体化发展 ,促使跨国公司 (MNEs)成为跨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跨国企业并购是企业并购现象与跨国投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是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引起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界的关注 ,对 FDI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研究内容 ,同时 ,也对以往研究 FDI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转变及世界经济发展所导致区位优势非差异化 ,使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目标企业的并购投资更多侧重该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核心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分布与绩效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中国的规模不断扩大。FDI对我国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工商税收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FDI在我国的产业分布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必须适时采取措施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以进一步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全球化新趋势下利用FDI与我国产业安全研究

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利用FDI发生了新变化,使得我国国内经济建设和引资环境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吸引外商投资及其技术转让,是我国现阶段各级政府都争相采取的对策,但利用FDI在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附带了高风险,甚至会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进而危及民族产业安全。这就要求我国采取新的引资对策和维护民族产业安全的新举措。     

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合理的产业体系与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其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基于济南市1990—2011年GDP、FDI、FII数据,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FDI、FII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二、三产业对于FDI的变动更为敏感。以实证分析结果为切入点,提出在开放条件下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影响FDI的决定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实证

本文以中国为例,实证分析了经济基础因素、国内FDI政策、国际FDI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基础变量,如市场规模和潜在的市场规模、交通通讯占GDP的比重、借贷利率、物价波动率是影响FDI的显著因素;而政府关于FDI的政策,如较低的关税税率、其他FDI投资激励政策以及限制性措施的废除、双边投资协定也显著影响FDI流入我国;但我国政府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的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不是很显著。     

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研究--基于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合理的产业体系与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其发展水平逐渐成为衡量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基于济南市1990-2011年GDP、FDI、FI数据，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商间接投资对三大产业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FDI、FI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第二、三产业对于FDI的变动更为敏感。以实证分析结果为切入点，提出在开放条件下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政策和建议。     

青岛市服务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绩效分析

青岛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发展迅速，波动程度小，对服务经济的引擎作用上升。但服务业利用外资存在比重偏低、规模偏小、结构性扭曲、开放度偏差等问题，潜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服务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绩效没有很好地显现出来。应立足市情，扬长避短，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机遇，在服务业FDI的产业选择上、在服务业FDI的环境建设上、以及招商引资指标考核的思路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升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FDI对我国工程机械产业技术溢出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增加,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对FDI技术溢出的三条主要路径:市场竞争和技术示范、前后向关联、人力资本流动,分析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影响,并对利用FDI发展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的技术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技术创新、FDI与京津冀城镇化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8—2013年京津冀的科技创新、FDI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数据为指标,构建VAR模型,综合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研究方法,实证检验技术创新、FDI与京津冀地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科技创新、FDI与京津冀城镇化水平的演变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科技创新、FDI与京津冀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科技创新对京津冀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带动效应,FDI对京津冀城镇化发展具有较弱的正向带动效应;科技创新对京津冀城镇化进程的贡献度大于FDI。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是影响FDI的关键性因素。西部地区的税收因素对FDI作用明显,而中东部的税收因素对FDI的作用不明显。税收对吸引外资的效果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创新视角下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政府主导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的苏南模式是以吸引外资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FDI对GDP有强烈的推动作用,但在没有考虑本土创新能力前提对FDI的作用是否会高估,FDI对于创新主体——本地企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给出了实证研究。     

2003年以来粤苏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研析

2003年以来,利用外资雄居全国首位25年的广东被江苏超越,对比分析表明,粤苏利用外资结构差异和效益差距是其重要原因。为再创广东利用外资优势,建议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善营商环境;创办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提高利用港澳FDI水平;推动"泛珠三角"经济整合,提升吸纳外资能力;加快振兴粤东西北步伐,缩小区域利用FDI的差距;优化引资的产业结构,提高利用FDI的效益。     

国际直接投资(FDI)动因的理论综述

20世纪初以来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解释了利率差异引致的资本跨国流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别从微观、宏观层面阐述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新进展,进一步讨论了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的产生动因。这三个阶段的理论都解释了发达国家FDI的动因,关于发展中国家FDI和发达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