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要有自己的民主话语权———关于民主话语权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确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民主话语权争议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中国式民主”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民族、文化传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检验一个国家实行何种民主形式好坏的标准是政党执政的实践。建立“中国式民主”的话语权地位，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要从西方民主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二要加强舆论引导能力。三要加强“中国式民主”的研究和宣传，四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统分结合“与“自由人联合体“——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根本性与科学性

以“个人所有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要义,也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民主观。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以来,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指导下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破天荒第一次科学实践,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根本性与科学性,并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坚实、科学的基础。     

党内还是称呼“同志”好

广东省纪委目前发出通知，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儿”“兄弟”，破坏了党内民主，损害了公仆形象。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     

西方民主：“水土不服”结恶果

过去数十年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向全世界兜售自己的制度模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美国鼓吹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在移植国家先后遭遇了“水土不服”——“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也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枪炮声不断而演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即便是东南亚最以“民主”为自豪的泰国。     

谈心谈话要“真”“实”“好”

谈心谈话，是党内过民主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法。开一个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这个步骤不能少。怎样才能在民主生活会上既谈出问题，又谈出团结？笔者认为，谈心谈话要做到“真”“实”“好”。     

那些惨遭美国颠覆的政权

美国总是宣称其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自由”、“民主”，但实际上却干了不少践踏别国主权、颠覆别国政权的丑行。下面仅举几例、     

别让埋头干活的人输在“民意”上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单位埋头干活的人往往怕“民主推荐”。因为在平时工作中，这些人不善交际、不善圆滑、不会“表现”、不会“来事”，得票不多也在“情理”之中，失些“民意”也是实属无奈。但这种情况无疑会极大地挫伤埋头干活的人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助长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 重在发展党内民主

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近百年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已经成为推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党从诞生起，在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道路上，苦苦探寻，历久弥坚，百折不挠，前进不止。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加快了民主进程和科学发展。     

建国之后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考察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民主新路”的实践探求，意在反对官僚主义，永葆政权的人民性。当然，探索“民主新路”，是个开放的历史课题，在党外民主与党内民主的尝试都无从顺遂之后，毛泽东诉诸社会民主，也就是大民主，以激进的群众运动来保持对官僚阶层的强大压力。本文从上述三个层面考察了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最终走向大民主的内在机理，最后简要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     

一项根本的改革：“八大”党代会常任制的探索

党代会常任制是一项推进党内民主的根本改革,本文回顾了“八大”时期实施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执政的要求、制度建党、权力运行机制和代表性上阐释了实施常任制对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意义,并对“八大”党代会常任制改革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的原因进行了简要分析。     

"4+2"工作法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突破

“4＋2”工作法在理论上实现了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与依法办事的统一,开启了以程序保证制度执行的新路,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党的民主集中制;“4＋2”工作法的实行,巩固了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加强了村级组织的工作合力,保障了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扩大了农村基层民主,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4＋2”工作法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突破。     

关于“窑洞对”的新思考

重温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对”,对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牢记毛泽东跳出“周期率”的教诲,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强化民主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     

把握“民主”、“科学”两个关节点

汪洋同志多次强调，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决策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在正确决策的诸多要求中，“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是两个重要的关节点——科学决策有赖民主，民主能够保证决策更科学。     

构建“民主合作”型“乡村”政治关系的途径

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表现是“过度干预”和“附属行政化”;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等宏观体制方面的问题是其主要成因。改制乡镇,实行有限的乡镇自治,弱化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性,强化其政治自治性与经济组织性等,是构建合理的乡村关系的关键举措。     

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

谈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总会有人拿它同西方的“三权分立”作比较。有人认为，只有“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而，极力主张中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姓“资”姓“社”争论述评

民主有无姓“资”姓“社”之分？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提姓“资”姓“社”？这些问题在近年来引起学界的热烈争论，本文对这些争论进行综述与评析。     

跳出历史周期率:从“变”与“不变”中科学把握“两个答案”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政权或执政党需要面对的一道重要“考题”,其实质是要走出治乱兴衰的循环往复,确保政权的长期稳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要确保党长期执政的安全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方式和路径,形成了“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回顾百年历程,党的角色地位、实践场域、面临的时代挑战、人民期待等都发生了变化,但其初心使命、理论根基、政治基因、目标指向等没有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变”与“不变”辩证统一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科学把握“两个答案”,需要做到“内”与“外”的有机结合、“前”与“后”的有效衔接、“上”与“下”的联通互动、“情”与“理”的统筹兼顾。     

“主”“仆”关系的历史变迁与”辈份”错位的逻辑分析（上）——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政治学解读

从“主”“仆”关系的异化与颠倒,“官”“民”秩序的确立与强化,“父”“子”关系的嬗变与“迷乱”,“主”“仆”关系的复归与重建和“伦理辈分”的错位与反正等五个不同的层面,系统地阐明了对干部和人民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厘清了官民关系的历史变迁,弄清了“父母官”、“勤务员”、“衣食父母”、“人民公仆”和“社会主人”等提法的历史由来,指出了继续以“父母官”自居的荒诞与谬误,从而对以“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出了政治学的科学解读。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阐释

建设“小康社会”是1984年邓个平提出来的。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1年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我们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最终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四个目标和六个标志，而难度最大的是如何才能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和“民主更加健全”，因此必须从治标和治本两个途径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