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

“精英导向”的尴尬原定于今年全面铺开的“费改税”政策在“两会”期间还被说成是“中国农村的第3次革命”,未到年中,已经传出了“缓行”的确切消息。许多省份此前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农民也欢欣鼓舞,翘首企盼,但突然的“变卦”让他们不得其解。据说,“费改税”的症结在于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中央没钱买单,地方财政缩减,势必危及岌岌可危的农村义务教育。但是,在安徽等省试点了一年之后提交到中央的方案,居然没有对此有科学完善的评估,“朝令夕改”,不能不令人遗憾。而更大的隐忧还在于:事关最多数群众——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改革,他们并没有充分的发言机会。     

转向好的市场经济

转折时期的问题今年是“十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进入第三个五年。因此,完全可以说,我们处在新的门槛上。新的门槛,有新的问题。新的问题,规定着我国发展的大方向。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新问题,就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什么样的,新的方向就是推动中国朝着好的市场经济转变,避免滑入坏的市场经济的烂泥中。在今年“两会”开幕前,我国舆论界爆发了一场股市大讨论。这场争论虽然围绕股市黑幕展开,但是,究其实质,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在这场争     

一个“选举卫士”的遭遇

1998年3月15日,朱镕基在当选为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村班直选),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去年底开始,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开始了第二波“海选”。这场几亿人口参与的直接民主选举的试验,值得我们付出多一点“痴情”。作为一种对原有权力转移方式的变革,它无疑要经历许多冲突。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温良恭俭让”。同时,当人们逐渐接受这种政治的生活方式并习以为常之后,民主自身的逻辑使得这场海选也出现了一些多少有些异样的东西。不管这是不是在决策者的初衷之列,它们注定要考验主管部门的“办法”、上级的“指导”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和对民主的真诚。     

令人震惊的“佳能革命”

一场令人震惊的生产方式革命一条生产线,由传送带连接起来, 劳动者们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指定安装或是插装某些零部件,最后形成一个完全的产品。这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现代生产方式。它的最大优点,在于每个劳动者都被固定在生产线的某个环节上, 只是简单地重复从事一个完全产品中某个零部件的安装或安插。如此的“专门化”大大地提高了操作效率。现在,这种生产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1998年日本的佳能公司将某些产品(如彩色复印机、数码相机等)的     

1989-1991:审视年代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3年对改革来说是进入了一个被人审视的阶段。左中右的人都对改革生疑。有人认为还没改到根子上，有人认为把利益改到了贪官手中，有人认为把社会主义根基改没了，有人认为太慢，有人认为太快。思想的争论导致行动的迟缓。观察家评价说:1991年的中国在左顾右盼。连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也被卷入了争论，被人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从表面上看，改革并没有停步，与“治理整顿”一样重要的口号是“深化改革”。但这一阶段的改革毕竟有所不同。与前一阶段以“放权”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指比，这时的改盆虽然数量不少，如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茎、外贸体制改革、物质管理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等等，但更多在于适当的“收权”，当时的说法是“加强集中”。1991年11月22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实际上正式宣布了持续3年的“治理整顿”的结束。但是，市场似乎仍在按自己的轨迹前进，并没有随着这个宣布而走出低谷。1989一1991的治理整顿期间，1.吕万个投资项目停建，压缩资金647亿，17万家公司关门。西方盼望中国翻天，国内的老“左”也吵着要走回头路。但这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毕竟增长了136倍。“实惠”是最好的稳定剂。1989年的政治风波无疑是这一阶段的一件大事。不过，在老百姓看来，反腐、房改、贫困等社会问题更能引起他们约关注。     

建立和谐社会

尽管从各项宏观指标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目前已进入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但却不是民众最为满意的时期。故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执政党在它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尽管当一般公众将目光投注到“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之上时,这个概念已经不是新鲜出炉,但我们若将眼光放在整个2004年,“和谐社会”确实算得上一个新概念。而它对2005年的中国走向,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多元化利益及其纷争,构筑了出台“和谐社会”概念的背景。处于阶层逐步分化状态的中国社会,使得“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出现,显得殊为紧要。诸多专家们认为,当下,制造“和谐社会”的紧要之处在于农民。在2005年,加紧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将是中国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喧嚣中丢失了真问题——2002年中国税收问题透视

在2002年个人所得税的喧嚣当中,我们丢失了真正的问题:税制改革、降低税率、费改税等等。     

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对话张木生

这个人,1968年,他说包产到户可以增产;1978年,他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2006年,他说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张木生,1980年代初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跟随杜润生先生共同参与农村改革开放的设计,现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早在1968年,他就写出了流传甚广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张木生旋风”。1969年他在一场沙龙辩论中预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后来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说法。20年余年一晃而过,张木生回想“达芬奇时代”,感慨万分。他说,我们今天仍然要寻找我们的…     

出人意料的交易

关注乐百氏和法国达能合资,不止是因为这件企业“家事”的生动有趣,而是这么一件“生动有趣”的事,当事者的讲述却十分隐约含糊。老实说,这不是爱露脸的中国企业的风格。 当快乐需要压抑,当胜利只能偷偷品尝,我们当然无法欣赏到像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那样的“梦幻合并”,像香港盈动对香港电信那样的“完美收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聚光灯下一张张表情凝重的脸——虽然在没人看到的幕后,他们彼此展现的是真心笑容。 当可口可乐宣布它不再是一个美国公司,而是一个全球企业的时候,这里可能有某种“做秀”的成分。但对它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企业的“旗帜”要为“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大而言之,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旗帜”是不容易彻底抛弃的,正像非公所有制企业仍喜欢戴各种各样的“帽子”一样,没有了“旗帜”,许多企业就好像失去了“名分”,也就失去了社会根基和安全。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家外国企业控股的公司要强调它生产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一个业务繁忙的富豪说:“我一半的时间在研究政治。”一个私营企业老板要向当地的国企“带枪投靠”。以及看到乐百氏在小心翼翼地向社会公众解释它的“家事”。 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对中国的企业说:尽情释放你全部的活力,释放你的快乐吧!     

英国病与中国病

1989年,《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话题:“政府死亡了吗?”为90年代的美国政府作了一个极其准确的预言。不过,正是这种对政府功能不断质疑的精神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进步。国家终究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 “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是罗干在九届全国人大上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吋说的话。它代表着我国政府对本身功能的质疑以及重大调整。罗干还在讲话中点出了作出如此重大改革的两个原因:“现有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也是在法制不健全之下形成的,早已和时代脱节。”所以现在要着手建立一个“办事高效、运转协调、     

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真正原因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埃文·梅代罗斯最近参加了日本一个机构举办的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说,虽然中国大量增加了国防开支,但这并不能预示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不能预示中国想要利用新的军事力量做什么。中国寻求将来成为何种力量?预测中国的这个意图并不能只看它的军费预算以及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程度,否则会导致错觉。这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与会者说:“观察这个国家的行为同样很重要……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还有很多。”     

30分钟革命

人人都说日本的内销市场很难容外人“攻城掠地”。然而,美国的商业强人唐诺氏却以“30分钟革命”的策略,成功地进驻了日本市场。从1983年唐诺氏在日本开设连销体系至今,虽然其在日本开店不多,但却大把大把地把钞票赚到袋里。唐诺氏在日本最成功的地方,乃在于外卖业的营业成效。当时,日本市场的几项新发展引起他的注意:职业妇女增加;单身人口单亲家庭渐多,“方便、迅速”成了这些家庭生活上的特质;新的休闲活动都偏重在家庭内进行(如录放影     

局促的改革空间——一个学者眼中的乡镇机构改革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的两个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中,分别强调了“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乡镇机构改革并没有被作为重点来提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吴毅教授认为,虽然几大文件都没有直接提及“乡     

信息窗

一个提法的错误不久之前,有的报纸在评论文章中提出: “我们提倡的依然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对此,有的读者来信提出不同意见。赵紫阳同志在来信上批示:“这两句话,单独讲都无毛病,但并提易发生副作用。”改革是崭新的事业,需要经过试验和探索,出点差错自然难免,因此说“允许改革犯错误”是可以的。当然这里讲的主要是指认识不足,经验不够而产生的某些偏差或失误,不是指借改革之名搞新的不正之风,更不是指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同时,从总体说,实现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是不允许的。如果把上述两句话并提,则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把允许犯错误作为改革的前提,只要改革,犯错误不要紧,这样就容易造成仓促上     

宪政与社会主义

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就要明确“三个前提”(一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二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三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一个核心”(一个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和“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干部的味儿

各种戏曲的“走台步”，什么“虚拟动作”、“程式动作”等，都得靠演员练好些年，我们今天有些干部走的“台步”，无师自通。一个小伙子朋友和我叙话，他说：“我对一些干部身上的味儿，有研究。哪一级的，权大权小，权虚权实，都写在身上。我一看，就知道。”我说：“旧社会相面的，靠一看二问。”他说：“今天的，不用问.”我说：“人也怪，为什么自己是个什么角色，哪一级，哪一职，都随时随地想着，并随时随地表演出来？”小伙子说：“这叫存在决定意识。当然在家里不摆，在老子面前不摆!”     

上海:保险前哨战

入世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并没有像其它金融行业一样,一下子有“狼这回真的来了”的感觉,像友邦这样的外资保险公司已经在准备庆祝它们进入中国10周年了。 不过,当1998年友邦保险重回他们解放前在上海外滩金融街17号大楼时,人们对那幢楼上并不显著的“AIA”这个标志还并不是很熟悉。很多上海市民甚至还不知道友邦是干什么的。虽然当时离它1992年获得保险经营牌照已经有6年之久了。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

改革终结了吗?新望: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改革“改完了”的议论。我有一个感觉,人们多年来对改革形成的共识正在边际递减。为什么说“改完了”?就是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所以转轨也就初步完成了,改革当然也就改完了,主管改革的“国务院体改办”这个机构自然也就撤并了。还有的人认为“改不动了”,是看到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再改可能要碰到坚硬的石头。有很多体制内的精英、     

改革中国——回首中国改革2000年

中国有没有“改革家”?翻开中国历史,可见无数风流人物。其中,“改革家”群落当为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虽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这些改革家往往是毁誉参半,忽而为忠臣、良臣,忽而为乱臣、奸臣。但在后人眼中,却多半能成为时代进步的象征。他们“高尚的爱国情操,与‘顽固派’抗争的无畏勇气以及高超的政治手腕”都让后人折服。这种“名垂青史”的殊荣也激励着一代代“能臣”在中国2000多年的改革之路上前赴后继,上演出一幕幕壮烈感人的改革大戏。 可是,在今天,当我们与这些“改革     

年度观念——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

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也不是一个重大的观念创新。但是,对于所有的社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都是2003年一个不可忽视的名词。一些新的法规在这个词的照耀下出台,官员的施政被放在这个词的面前进行新的拷问,被损害的人民的呼喊也有了更切实的理由。就连国家信访局门前日渐增多的人群,也有相当部分竟是被这个“心里听着暧呼呼的”的词所重新鼓舞了勇气。 在不同的场合,它可能会被表述成“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