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西方法治思想之源及评析

西方法治的创设基点是:人性本恶,法治也就因人性恶而产生;性恶论是西方法治主义的根基,是西方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分权制衡制度设计的基石。西方法律制度的构建是在人性恶的基本假设中推导而出的;西方法治发展和制度文明从此展开。     

犯罪根源之再认识——人性恶抑或制度恶

在由来已久的犯罪根源讨论中,形成了人性恶与制度恶两大分野。从犯罪之恶推演人性之恶,将人性恶作为犯罪根源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很容易将犯罪预防引入歧途。同时,将人性恶视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种先验性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人性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制度可以控制人性之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是由社会下层人员实施的传统犯罪与新型的仇恨社会犯罪,还是由社会管理层实施的白领犯罪主要都表明制度之恶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现实犯罪的存在样态、规模乃至发展趋势,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缺陷。同时,确认制度之恶是犯罪之源,不仅仅是尊重基本人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根本所在,唯有不断夯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性制度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政治哲学视野下的“无赖假设”

休谟的"无赖假设",绝不是对人性的贬低,它只是一种"应然"和"实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以及方法论上描述与分析的不同应用。"人性善"不能作为政治制度设计基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性善"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证明,将其视作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不具有普遍同意和普遍接受的特性。"无赖假设"并不排除政治家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二者是一个可以相互融合的人性。     

公共选择理论对现代行政法治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统一了政治领域的人性假设与市场领域内的人性假设,统一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动机,克服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在行为动机假设上的逻辑矛盾,为理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对现代行政法治很有启示:一是要正视合理私利,加强权力制约;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内外激励;三是要重视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参与权;四是要放松全面管制,推进社会自治。     

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以德治国"的宪政分析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的.法治与宪政自然也不例外."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而对人性"恶"的假设,构成了西方国家宪政的理论基础.这种假设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有可能背离宪政的对权力进行制约以达到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初衷.中国要进行宪政建设,实行依法治国,必须继承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和制度,同时应充分吸收、借鉴和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合理的"德治"思想,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这是将"以德治国"纳入我国宪政机制的合理依据.     

人性预设视域下宪政的内核与外延

人性善恶的论说，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双重抽象预设观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人性在宪政制度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人性阴暗面的正视与分析，阐述了现代社会人性之复杂性与宪政制度的相互关系。     

荀子人性思想及其管理学意义研究综述

荀子＂性恶论＂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其他人性思想,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竟与西方管理视角下的人性假设有着某种默契。归纳荀子的人性概念界定、＂性恶＂之原因,从管理学角度切入研究＂性恶＂假设的必要性,深入发掘荀子人性思想的现实运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人性论发微

传统的观点认为性三品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思想,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董仲舒对人性有许多论述,而性三品并没有进入董仲舒人性议论的正题.董氏提出了“性者质也”的命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中有善、恶两种因素,人性可以概括为性善情恶,而性善情恶不过是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善情恶,所以人待教而善.对于孟子的人性善论,董仲舒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他说:“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     

制度建设中人性恶的现实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法规制度运作中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归绺于制度之恶，这其实只是人们对于人性之恶的一贯脱辞，让制度成为了人性之恶的一只替罪羊。只有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才能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法规制度运作中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之势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从人性恶的基本假设下寻找到遏制法规制度运作中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有效对策。     

浅谈尼克马可伦理学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谈论一直是人们热点关注的问题,人性乃是人的一种主观意识,人们认为人性乃是人们本质的根源,而人的本质乃善,恶的形成是跟后天环境等因素有很大影响的,但诸多的学者反对此说法,认为人性就是简单的两种及非善即恶,所谓的人性善是在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争论一直是个不休的话题。本文试从社会现象出发,结合对尼克马可的学习,浅析人性。     

人性假设——学校管理理念的核心

学校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管理,其管理理念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并随着人性假设理论的发展而发展。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还是X理论、Y理论、Z理论,虽然中外这些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名称有异,但他们之间总存在着对应关系。根据人性假设,形成学校管理理念,对指导学校管理有着现实意义。     

制度设计的人性论基础刍议

影响制度设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依据的.作为个体性人的"善""恶"的预设和作为社会性的个人角色的定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构成不同制度设计的基础.伴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制度设计是否符合时代精神,是否逐渐突显人文关怀,能否将制度设计与人性化有效结合,极具现实意义.     

政党制度中的俄罗斯特色:基于俄罗斯政党制度变迁的分析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国家建设和民主转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无序化、不确定到相对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现在仍然在完善之中。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俄罗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基于俄罗斯政党制度变迁的经验,我们可以重新对政治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政治制度的评价标准进行思考。     

中西传统自由观之比较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自由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侧重于通过摆脱外在权力的奴役而获得现实的个体自由。由于在自然面前借助科技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所以特别崇尚科学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观则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在自由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获得内在精神自由,在针对自然获得行动自由方面倾向于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两者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与偏颇之处,在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当代,我们需要正确认识西方的自由观并积极探索中华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发挥自由在当代社会中的正向人文价值。     

创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

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思想观念基础，是政治体制机制运行的思想观念支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的政治文化，它既有着古典人文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但也是缺乏法治思想的人治政治文化。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开始了转型。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设法治民主、权力要接受制约和监督，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新的要素和成分。进一步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努力创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紧迫任务。     

从“人性假设”比较看中西管理异同

人性假设是中西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管理思想史上,人性假设中国以性善论、性恶论等为代表,而西方则以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为代表。本文对中西的"人性假设"进行比较分析,探析中西管理思想的异同。     

他律到自律: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一、人性与他律人性就是人的本性,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人性善恶是人类思想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思想家们便围绕它一直争论不已。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荀子则主张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告子认为性无善无恶:“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性亦善亦恶论始于战国时的儒家世硕,发展于汉儒董仲舒,至扬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著名论断:“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     

透视我国刑法实然中的性善观

在我国刑事法律文化中弘扬性善观,严重阻碍法治的进步。在实然中,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阶段都坚守传统的人性观;以期待可能性理论、累犯制度、重婚制度为例,论证应然中静态的刑法理论所蕴涵的人性观,均与传统性善观相悖。     

现代西方法治价值转向的人性根基

法治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成果,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发展的途径和有益的经验。在西方文明内部,法治在基本理论和制度实践方面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二战以后法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注重法治的工具价值转向关注法治的实体价值,将人的尊严与自由置于核心地位。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因来源于人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对人性的回归。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