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视角下的习惯法规范与纠纷——以凉山彝族为例

本文立足于“本地人”的视角,首先借助彝语语汇和一套本地的概念、分类,来解读彝族的习惯法规范及其判例.文章继而分析了“和谐”和“尊严”这对对立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彝族纠纷解决活动的影响.同时,基于“人观”、“犯罪观”及“权利观”的二重性,彝人的纠纷解决活动显现出“物质”与“象征”并重的特征,文章指出,其纠纷解决活动是一...     

国家法与彝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调适——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为例

国家法和彝族习惯法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在民族地区的法制统一,就应当深入研究习惯法与现行法制的冲突及调适问题。在彝族地区应当构建民间协调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对彝族习惯法批判地继承,使用体现国家法价值趋向的习惯法。     

四川彝族地区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对四川省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布托县等地进行的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的调查采用了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分为三类。即当事人类、民间权威类、官方权威类。对纠纷类型与数量、纠纷解决主体、当事人对纠纷解决主体的选择、纠纷解决依据、纠纷解决方式等进行了分析。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在彝族的大部分地方仍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在民事领域,同时纠纷的现代解决方式在城市的彝族与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市场。近年来对彝族之间的刑事纠纷,国家也加大了干预力度。我们应该重视本土资源,特剐是以情、理、习惯等为代表的民间法,以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实现纠纷的传统解决模式与现代解决方式的衔接;从而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性别与法律:凉山彝族本土司法执行现状与特点分析

凉山彝族本土司法体系完备,至今仍在当地彝族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存在空间和坚实基础,同样也在当地社会的秩序规范运行中有效地发挥着难以替代的司法功能。不少彝族民众,特别是乡村彝族民众对本土法律的熟悉、认知和依赖程度事实上远远超过国家法。通过对彝族本土司法人员职业分工的纵向特点,本土司法执行环境与现状,本土司法执行主体与特征三个议题作一次尝试性解读,我们可以发掘出性别权益保障的另一种背景与意义。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善治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善治可以分为法治型善治与效能型善治两种类型。效能型善治所针对的治理之困正是法律的局限性在治理领域的表现,效能型善治与回应型法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善治既要实现法治,又要防治过度法治、硬性法治,需以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为动力、为保障。     

论权利冲突及解决机制——基于法律经济学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高涨,权利冲突现象频频发生,即一个人正当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可能使他人的权利受到实际的损害;在两个权利之间,有时存在着交叉和重叠,以致我们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权利冲突是客观存在,权利冲突可以通过推进权利交易、进行权利配置以及满足所有社会成员需要来加以解决.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以德国为视角的考察

受德国民事司法制度特点及德国人传统价值取向和民族性的影响,传统上德国民事审判权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因素作用下,德国民事审判权的配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提高效率、减轻负担和优化配置.德国民事审判权配置所体现出的专业化、效率性、审判权中心主义、审判权不受渗透的特点,启发我们应加强审判权运行的专业化建设,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并合理借鉴诉前强制调解制度,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权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合理配置.     

彝族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

彝族人民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了以民间德古调解为主的多元化传统纠纷解决机制。拟在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的运行情况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彝族民间调解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黔西北农村水权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文章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纠纷及其解决途径的法社会学考察为宗旨,将水权纠纷作为切入点,展现了国家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基层化生存态势,并全面厘清了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和出路.     

美国民事诉讼的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以反诉制度为视角

美国民事诉讼反诉制度的设计立足于扩大本诉的吞噬力 ,从而一次性解决所有相关纠纷。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是美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 ,其与美国的历史、人文传统及法律制度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对我国反诉制度的改革完善有着新的启示。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关于建立和完善解决当前涉农土地纠纷机制的调查报告——以和龙市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涉农土地纠纷关涉民生,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法律性。通过对和龙市涉农土地纠纷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梳理,提出妥当的、合法的解决纠纷之道,以期为基层组织解决突出的涉农土地纠纷及为司法审判实践提供参考。     

纠纷解决与规则多元

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探讨已逐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当事者在对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各种模式所依循的规则进行比较。当事者要考虑的包括其被何种权威所持有、其对社会价值的选择与对权利义务的规定、效力来源与结果的可预期程度如何等因素。当事者身份的不同和不同的纠纷类型决定着对不同规则类型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对不同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无不体现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累积起来的生存经验,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规则的多元自然也就因其存在着深刻的哲学基础与社会基础而具有了合理性。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法国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述评

行政职能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产生,为了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以及解决行政纠纷,法国作为行政法母国,其纠纷解决制度不仅包括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纠纷解决的诉讼解决机制,还包括议会监督、行政请愿以及共和国监察官制度等非诉解决机制,其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传统社会纠纷的解决——以复仇为中心的研究

传统社会纠纷解决一直受到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的影响.民间习俗和国家制度共同建构了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习惯的沿用、皇权的干预、空间的隔离等方式存在纠纷解决机制的维度中,对复仇案件处理与复仇文化的修成有着和合作用.同时传统社会解纷的核心观念是情理法的和谐,具有经权理论的特色,不仅重视国家稳定,同时也会适时调整、灵活变化.所以对复仇案件解决范式的研究,可以丰富和完善当今社会纠纷解决的方式,有利于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参考.     

新时代彝族优秀家风建设探析——以四川省凉山彝区为例

彝族家风是彝族文化的缩影,是读懂彝族的基因密码。建设彝区优秀家风,事关彝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事关彝区的乡风文明、乡村振兴、和谐繁荣。加强新时代彝区优秀家风建设,要抓住彝族家风家支化、习俗化、封闭性、稳定性等特点,从筛选彝族传统家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促进彝族优秀传统家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时代精华,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发挥家支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加强各民族家风的交流与融通,形成协同效应。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的理论探析——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现,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文章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的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110”解决社会日常纠纷功能研究——以国家、社会和市民的多向维度为视角

“110”解决纠纷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纠纷解决的一种常规机制,这一日常纠纷的解决机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质和功能是为了树立和扩展国家在民众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