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对外”效力何以可能?——以公司章程担保条款为例

公司章程可对公司外部人设定义务,这一理解表面上与公司章程的性质相悖,实际上,诸如在公司担保领域,交易第三人负担形式审查公司章程义务的观点已为司法实践逐渐接受和固化。然而,仅从《公司法》第16条的文义难以得出法律明示交易第三人应当审查公司章程,因此,这一裁判观点亟待解释论支持。在公司章程特定条款"对外"效力问题上,不宜仅虑及公司法原理而忽略其与商事登记法规则的联系。运用商事登记的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理论,可以实现"公司章程登记"与"交易第三人负担审查义务"相衔接,且为审查义务标准提供度量依据。这一理论也可沿用至解释和识别其他公司章程特定条款的"对外"效力。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兼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是必要且重要的,所谓"大竞合论"并不可取。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进行解读时,不宜采取"行为类型说"。"构成要件说"与"行为类型说"的真正争点在于是否承认特别法条的不周全背后存在"立法者的特别考量",两者间的分歧无法在教义学内部得到解决。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先"原则,主张例外情形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重法论立场不可取。通说将许多本为想象竞合的情形误认为法条竞合,从而制造了特殊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假象。     

“超医保不赔”条款的认定——以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视角

超医保不赔条款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其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尺度不一。本文从该条款的法律属性探究着手,论证了其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提出了该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从条款效力的不同认定结果阐述了司法裁量的原则和尺度。     

“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以能动司法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采取＂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方式,对社会环境进行专项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为依赖的一种针对公共管理中的顽症进行集中治理的手段。但与此同时,因＂运动式＂行政执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笔者从能动司法的视角来客观的评价＂运动式＂行政执法,以探讨＂运动式＂行政执法案件司法审查的理念与方法。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研究——以湖北省司法与行政“双轨制”知识产权保护为研究对象

湖北省知识产权双轨制的保护模式呈现行政保护多、民事诉讼少,行政处罚多、行政诉讼少,行政、民事保护多、刑事惩罚少,保护商标权、著作权案件多、保护专利案件少的格局,说明行政保护依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导力量。对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对比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必须进行改进：设立审判机构,加强诉前保护,分配举证责任,坚持全面赔偿,统一裁判尺度。     

论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以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为视角

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何时准确且高效地介入行政权,它关系到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制衡。对此,美国行政法通过“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确立了行政救济在先、司法审查后置的模式,并经由丰富的司法实践填充了一系列具有灵活性的例外情形。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行政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为司法救济程序的开始节点提供坐标指引,既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又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资金融通的风险防范与司法管辖——以“一带一路”为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合作的同时,也可能面临着经济、政治、法律和国家主权信用等风险.为应对可能风险,应当探索包含管辖在内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明确国际金融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及限制,明确商业金融机构司法管辖的优先顺序,明确刑事案件的排他性司法管辖,明确央行货币互换的司法管辖特例.     

错案责任追究与司法行为控制——以余祥林“杀妻”案为中心的透视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决定着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的制度即如是,由于其鲜明的传统人治社会的行政治理技术的痕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偏差和问题,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故宜废除.但是,该制度蕴含的司法监督和司法民主的理念与诉求则是应予肯定的,故仍有必要对司法人员的行为进行恰当的控制,根据责任归因理论和司法的客观规律及职业特点,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来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与行政的界限——以路华与吉利“陆虎”商标权纠纷案为例

在路华与吉利“陆虎”商标权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国家商标委员会驳回路华公司“陆虎”商标撤销申请的决定,无论从程序角度还是事实角度来看,其法律依据都不坚实。这一判决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司法与行政界线的模糊,这涉及到法治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对此进行研究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