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特区立法——以珠海“禁微”为例

我国1981年授予经济特区的立法权以来,这种立法权就一直处于争议中。珠海市2011年"禁微"之规定造成的法律冲突,也引发了社会和学界争议。本文以该争议为出发点,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剖析经济特区立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通过法律至上原则解决这一问题的考量。     

美国刑法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探析——以近因说为视角

因果关系作为结果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意义,美国刑法从两方面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即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本文重在以近因说为视角论述法律原因,尤其是对"被转移的故意"原则、介入因素的解释和运用,辅以美国各州法院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及理由来阐释。最后评价此理论,真正认识美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希冀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     

《民法典》法源类型的二元化思考——以“规则——原则”的区分为中心

《民法典》第10条规定了"法律—习惯"的民法法源体系,在形式上缺失"法理"担当补充性法源。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在实质上承担起"法理"所具备的补充性功能。在民事法律规范类型视角下,《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基本规定"部分规定了两个层次的法源,即第10条法源条款所指的民法典分编、民事特别法以及习惯法等法律规则,和第1条以及第4、5、6、9条所指向的目的条款以及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包含法律目的)分别代表法典之内、法典之外的法源类型,民法典由内及外实现法源的开放性及多元化。法律规则对应的方法论阶段是法律解释、法律内的法的续造;法律原则对应的方法论是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例外情况下可以修正法律规则。     

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内涵与时代特色——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为视角

在法律职业共同体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检察官职业伦理所反映的价值内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均已超越检察职业本身,而延伸至整个法律职业群体。因此,应当从法律职业共同体视角,以检察官"法律监督者"的职能性质为逻辑起点,立足检察官在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全面认识和诠释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时代特色与职业内涵。     

对“以事实为根据”的再认识

以事实为根据是我国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也称公理性原则。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人民国家为人民的政治伦理理念基础上的；它更多地反映出一种理想，而非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和案件事实的特殊性，我们无法达到一种客观真实。法律需要理想，理想是法律发展的源泉，但在事实方面，必须有现实主义的态度，没有事实的支持，法律理想只能是一种空想。我们要突破几十年来对"以事实为根据"的不恰当的认识。必须承认，我们达不到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完全一致，而要公正地审理案件，也必须客观真实。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有疑证据作无罪判决的规定，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一 点。     

构建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推动下,我国逐步建立起布局、结构层次比较完整和发达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为建设法治和繁荣法学做出了贡献。但目前仍存在着法律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或满足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要求,特别是管理体制混乱等诸多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深化法律教育体制改革,必须立足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借鉴发达国家法律人才培养经验,建立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教育管理体制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即强化政法机关对法律教育的指导和管理职能;建立以五所政法大学和若干著名大学法学院为主干的国家级政法人才培养基地;建立学术型和职业型法律人才分类培养管理机制和基本统一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二段式司法考试模式并完善考试通过之后的职业培训制度;优化全国法科学科专业布局。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审判逻辑——兼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法律之所以被信仰并普遍适用于维护市民社会秩序中,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对其他规范方式,法律具有某种内在理性和逻辑,使人们得以掌握并反复适用,由此得到的纠纷解决结果因具有规律性和可预见性而被人们普遍接受。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古老法律制度,当然也有其运行的逻辑,这一逻辑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语境下可以通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予以精准表述。以怎样的事实为依据,以哪些法律为准绳是解读民事诉讼审判逻辑的核心问题。     

法律释义司法应用的实证研究

以法工委为编写主体的法律释义在我国的司法应用中具有特殊地位。通过对我国人民法院332份涉及援引法律释义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法院对法律释义的司法功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法工委的设立和职责兼具特殊性,法律释义通过对法律概念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作用的阐述,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对实践中具体情形的说明,对法律适用主体的明确,对处罚情形的考量,从立法精神进行解释,对立法规定的理由等立法背景资料的介绍说明等方式对司法实践产生间接性影响。法律释义对当事人和法院仍具有现实功能。法工委编写的法律释义在司法应用中遇冷的现实,与法工委的立法权威性地位存在偏差,但法律释义仍有存在的必要。学者应在编写法律释义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立法过程应始终坚持公开原则,以改善目前法工委编写的法律释义在司法应用中的困境。     

法律扩张时代下的冷思考——以法律的价值为视角

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法律已覆盖社会的多个方面,并快速发展。法律正在扩张,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的直接体现。然而在当今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更多所体现的是在其数量上的具体适用而不是对法治精神的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也多是从对法律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这些都不是中国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价值的视角来冷静的思考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所应当怎样充分体现真正价值以促进法治建设。     

“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信念不可动摇

近年来,有专家学者从诉讼法学或证据学的角度对这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案件事实都是过去的事情,而过去是不可能复原和再现的,过去甚至是不可知的,提出应当"以证据为依据"的观点,以及以"法律事实"代替"客观事实"的观点。笔者认为,作为一项司法原则,一种司法信念,以"事实为根据"仍然不可动摇。本文从"以事实为根据"的内涵、存在基础、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正确把握"以事实为根据"与"以证据为依据"的关系的想法。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警察教育价值观

法治是中国近百年来诸多仁人志士不断追寻的梦想。"依法治国"的方略已经正式载入宪法,获得了崇高的宪法地位。法治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趋势,法治国家也已成为我们追求的美好理想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法治化固然离不开制度性的"硬件系统"的构建,更需要法治精神这一"软件系统,"警察作为维护、推进法治的重要力量,警察应该培植对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权力制约的意识和人权保障的观念。     

培育法治信仰，促进依法治国

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公民普遍的法治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公民普遍缺乏法治信仰,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为此,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立法、司法及普法教育等各方面积极培育公民对法治的信仰。     

古罗马法和唐律有关诚信规定之比较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迫切需要重塑社会信用。诚信原则在古罗马法和唐律中都有规定,但规定的形式不尽相同。这种规定的差别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探究和比较古代法中的诚信规定,对完善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物权法草案中的征收补偿标准

征收及补偿问题不仅是物权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法问题。我国物权法在规定征收及补偿问题时,须考虑国际社会的通常做法和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在征收补偿方面存在着国际法规则。投资协定的约束是确定的,而国际习惯法的约束则取决于各国的取舍。我国现行法律实质上未能明确征收补偿标准,而我国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则接受了“充分补偿”标准。物权法(草案)中的“合理补偿”标准并不合理。建议物权法在规定征收补偿标准时,以“充分补偿”为原则,以“另依特别规定”为补充。     

关于我国公安依法行政理念的构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目标也正在从传统的人治向现代的法治变迁。而法治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使公职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公安系统作为我国特殊的行政机关,其能否积极的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威信,所以我们在此探寻其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并积极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路径。     

论法治国家

法与国家关系一元论既可能有利法治 ,也可能导致法治根本就无法建立。法与国家二元论下的国家优先论 ,可能使法成为国家的附庸而否定法本身。它在使法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约束力的同时 ,也使法治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在法与国家的产生上 ,二者在互动渐变中发展形成 ,没有先后之分 ;在法与国家的并存中 ,二者有着地位的差异。基于法与国家本身的特性 ,基于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期求 ,基于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 ,法律应当优先于国家。就法治国家来说 ,我们要建设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我们不能将法治国家与法治相等同 ,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相反 ,我们应当把法治的内容纳入法治国家的含义之中。法治国家与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警察国家等非法治国家相对立 ,与宪政国家相联系。西方法治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关于法治国家口号的提出也有百年的历史 ,现在重提并郑重确认它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 ,必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法治将经由法治国家进而向法治社会的纵深发展。     

行政法中的法律优先原则研究

法律优先原则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限制行政权之滥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具体包括“根据(法律)”和“不相抵触”两个派生性原则。在我国,法律优先原则已得到运用与体现,但监督机制存在诸多缺失与不足,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充分发挥该原则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的应有作用。     

劳动刑法若干问题研究

劳动刑法是西方国家刑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无论是从劳动刑法存在的现实基础,还是从劳动刑法的研究对象、内容、目标以及基本结构上分析,均可认为劳动刑法具有独立的刑法学分支学科地位.人类社会发展表明,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因此,保护以基本人权为外壳的劳动法益,应当是劳动刑法存在的起点与终点.基于有效、有力保护劳动法益的需要,我国亦应从"大刑法"中分解出劳动刑法,专门对之进行系统化、理性化的研究.     

我国有限合伙立法路径探究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有限合伙作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最佳组织形式,其独特价值日益凸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其都有成文立法规定。然而,目前在我国尚无专门法律的引导、规制和保障。为此,遵循民商立法理论,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实状况,确立有限合伙立法思路,探索有限合伙立法途径,从而构建有限合伙立法路径,创制利于创业投资的良好法制环境,健全和完善我国民商事主体法律制度,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多维视角下的生物多样性法律问题论纲

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复杂性和现实性的特点.法律是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间接驱动力,而生物多样性对法律也产生反作用力.我国对于生物多样性法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领域,存在着研究视角过于单一、固守学科领域和缺乏整体观等问题.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必须要注意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系统认识的变迁;以国际环境法为出发点,结合多维视角对其加以研究.从整体上看,生物多样性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以及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生物技术的专利性及相关问题以及生物安全问题和生物剽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