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网络直播的传播机理与提升路径

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纷纷向互联网传播转型,大众传播时代媒体间的区隔被消解。网络直播由于传播快速和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成为主流媒体重要的网络传播方式。新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关系正重构着媒介生态,改变着传播机理。在新的竞争语境中,主流媒体只有不断融入新思维和新技术,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网络传播竞争力。     

虚拟社会中网络舆情的现状研究——基于360个网络热点新闻的文本分析

以新华网"舆情在线"创立之初(2011年12月19日)至2012年3月26日总共360个网络热点新闻的内容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并借助软件工具对其进行聚类分析、词频分析和文本情感倾向性分析。研究发现,当前虚拟社会中网络热点新闻主要包括反常新闻、常规新闻、社会新闻、涉外新闻、民生新闻五类;消极情绪充斥于当前的网络;国内公职人员与美日等国的媒介形象已经形成;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两个舆论场在不同议题上的差异不同。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弱化

舆论监督的三个重要时期建国后,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     

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对中国奇迹的解释应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出发。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进步的价值观。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三种价值观相结合释放出来的正常历史进程。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三种价值观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形态作为主流价值观,才能适应、应对和处理多元社会的矛盾或要求,因为它体现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和市场公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发挥主流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场信息革命与媒体变革。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新媒体格局的逐渐形成,使我们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作用的发挥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课题。     

搭建平台 开创法制媒体新时代——“2014首届中国法制媒体高峰论坛”综述

2014年8月15日至17日,一场以“法治中国与互联网时代的法治新闻变革创新”为主题的中国法制媒体盛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隆重拉开帷幕。来自中央政法单位的有关领导。中国法学会领导．中央和地方多家主流媒体以及全国政法战线部分宣传干部,民主与法制社理事单位负责人共24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     

主流媒体 不主体 虚拟社会 不虚空——微博时代当学会正确应对舆论

在舆论纷纭、舆情复杂,传媒通道多且杂,真实性屡遭拷问的今天,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个体都要学会正确应对舆论,灵活处理舆情。今年先后发生的抢盐风波、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都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两大事件,其传播速度和号召力、影响力大大出乎政府和人们的意料之外。对一级政府和一个组织来说是这样,对每一个民众来说也是如此,舆论应对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必要和紧迫。     

网络改变中国——网上的中国令人兴奋

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相比,中国网络的自由度不知要大多少倍。网络的宽松,固然会带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但也正因为网络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怀疑、质疑、纠偏和挑战的权利,所以公众辨别真伪、分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也随之增强。     

中国媒体——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中痛苦挣扎。     

国外媒体评说中国抗震救灾

高效德国《时代》周报说，中国领导人和媒体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引人关注。地震发生以来，国家动作之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京的反应速度要比其他一些国家迄今为止在发生类似灾难时的反应速度要快得多。     

网络文化语境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评估与构建

随着网络社会初步形成,网络文化应运而生。网络文化不再是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网络空间内的文化,而是在网络时代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所产生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社会精神财富的总和。为了应对网络文化的时代性、矛盾认同性和双重效应性等特征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巨大挑战,本文尝试从尊重社会阶层的核心文化,强化社会阶层的亚文化,淡化社会阶层的冲突文化,培育社会阶层的重叠文化四个层面,论证网络文化语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话语体系的构建。     

中国媒体：走什么样的路？

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在这个人人都可能是焦点，人人都有可能是新闻制造者、信息传播者的时代，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媒体，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变化社会中的执政逻辑——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调适与变革

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包含信仰体系、认知体系、策略体系以及特定承载主体等多个维度。具体到中国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特指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自革命时期发展而来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历史因素、西方文化传播、大众消费社会兴起等多重挑战。为此,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与变革,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协调与平衡革命与执政的辩证关系以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整体架构的相对稳定性,提升边层结构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从而吸收和排解转型期产生的压力与矛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谈媒体的社会责任

一个社会的和谐与否，是否文明与进步，与媒体的健康引导，舆论的合理营造有着极其重要的关联。媒体的社会责任有许多方面，比如“匡扶正义”、“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济困”、“铁肩担道义”、“为人民鼓与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受益者感恩”等等。倘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将不可避免带来整个社会信仰滑坡、观念迷失、伦理堕落、良知泯灭、是非标准混乱等后果。     

2013媒体公信力调查:电视依旧领先 网络反超报纸

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电视依旧有着最强的公信力,新媒体大军中的"实力派"网络则反超了有着漫长历史的报纸,不过,没有一个媒介拥有"垄断"地位,要想赢得公众的信任,还要依靠媒体自身的努力,像北京卫视、《人民日报》、凤凰网那样发出"最美和声"     

基于社会媒体的政府信息服务障碍及策略研究

社会媒体自出现以来已有迅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思考如何运用社会媒体,为公众提供更为便利的信息服务。本文通过介绍社会媒体的特性,分析了其运用过程中的障碍,并根据相应问题提出了基于社会媒体的政府信息服务框架。     

主流媒体对政治信任的构建分析及策略支持——以央视《新闻1+1》报道为例

主流媒体利用自己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为人们构建一种媒体拟态环境,特别是在构建的公共领域。而对政治信任的构建是当前我国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义务。主流媒体既要遵循党和政府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政策,又要看清中国转型期的矛盾,以满足受众获取信息为出发点;既尊重新闻价值,又考虑宣传价值,正确处理好对新闻事实材料的选择。以建设者姿态进行报道,对其正面新闻事实结合受众需要进行适度报道,对其负面新闻事实进行建设性报道,既体现传媒的社会责任感,又能促进实际问题解决和政治信任构建。     

超越蓝与绿?台湾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交互影响研究

网络舆论的兴起能否在实质意义上挑战台湾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网民对于传统媒体报道中所设置框架的反抗,甚至反过来影响传统媒体的能力。本文以"陈光标事件"在台湾掀起的舆论风波为分析案例,旨在考察当涉及两岸的非政治事件被呈现于主流媒体与网络讨论时,蓝绿意识形态是否依然起作用并如何影响二者间的互动。研究发现,网络舆论与媒体报道在态度与框架选择上并不完全一致;泛绿平台上的报道与网民舆论在事件发展的中后期相互影响,且网络舆论开始反作用于报道;媒体对于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更好的框架互动效果。研究肯定了台湾网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能力,并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意识形态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偏见词汇与“中国形象”塑造——基于对《纽约时报》的实证研究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左右,这不仅表现在涉华报道的内容、主题、倾向等宏观层面,也体现在报道的遣词上。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华报道的话语方式上依然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中国社会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媒体

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热点层出不穷。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