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中的“五权”之思

分权使授权逐步专业,授权使确权逐步规范,确权使治权逐步严密,治权使民权逐步张扬十八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以为,最大的亮点,就是散见于报告中的"五权"思想:分权、授权、确权、治权、民权。将散见于28700多字的十八大报告各处的"权"字汇集起来,共有91个之多。第一是分权,就是科学分解权力。这是我党执政60多年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妥     

十八大报告中的“五权”之思

李永忠在《人民论坛》2013年第3期载文《十八大报告中的“五权”之思》认为，十八大报告最大的亮点就是散见于报告中的“五权”思想：分权、授权、确权、治权、民权。第一是分权，就是科学分解权力。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党委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是权力行使与权力制衡的关系，分权的思想在这次报告中体现得非常多。第二是授权，就是授予权力。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权力机关特许权之再探索

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限制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时，都应当恪守自己的权力边界。正当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做到合理的互动。 为了保障民意代表机关代表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世界各国一般都对民意代表的人身自由权予以特殊保障。在我国，司法机关如果要限制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权，必须经过权力机关的许可，或者在对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权力机关报告。因此，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别保障权主要体现在权力机关的“许可”权与司法机关向权力机关“报告”后而产生的“知情”权（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将之统称为特许权）。     

另类权力观

权为民所用，称之为“民本位”的权力观。以权谋私，称之为“私本位”的权力观。之间还有一种权力观，把个人权力看得过重，一切围绕个人权力转，称之为“权本位”的权力观。另类权力观有种种表现：在对待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上，轻视必要的分权，过于专注于集权。 与     

将“治权”作为廉政建设治本之策

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寻求釜底抽薪之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以改革的精神和法治的思维将"治权"作为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要坚持以法治权使权力受到制衡而不出轨,以德治权使权力受到约束而不出格,以民治权使权力受到监督而不出局。     

关于国家立法权的内涵、性质和设置的探讨－兼论立法权与主权和治权的关系

“国家立法权”与“立法权”不是同一概念，而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国家立法权是由国家一级立法机关，对于国家领土之内、只涉及到国民共同体利益的事项制定法律件、确立法律规范的权力，它不能、也无法排除一个国家之内其他类型立法权形式的存在。同时，立法权虽在终极意义上是主权特征，但在操作意义上则是治权的表现形式，在民主制度下，本质上应当视为人民的自治权。国家立法权作为国民的自治权，其设置应着眼于“自治”二字，划定国家立法的事项范围，并使制宪权与立法权相分离。     

打通权力运行的“经脉”

“一把手”用权“失范”、人事决定群众不知晓……这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难于控防的弊病。作为省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嘉善县在试点工作中，进一步科学确权、阳光晒权、规范用权，打通权力运行“经脉”。     

论基本法框架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关系——以“剩余权力说”不成立为视角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具有授权性，不存在“剩余权力”问题。在基本法的总体背景框架下，中央与特区的权力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就是监督与被监督、领导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对权力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权力认识的盲目性 ,是谋权、专权和滥用权力的认识论根源。文章从权力的产生、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本性及分权的历史必然性等方面阐释权力的相关问题 ,以廓清人们在权力认识上的误区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分权理论之新拓展——童之伟纵向分权思想研究

权力制约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横向制约和纵向制约两个方面。制约的前提是分权,分权也应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启蒙运动起,分权便成为学界热衷的论题,但这种热衷仿佛只针对横向分权,纵向分权理论研究始终经营惨淡。童之伟揭示了国家权力运动的根本规律--“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并将之运用于纵向分权领域,对分权理论进行了深刻拓展,形成了其纵向分权思想。童之伟纵向分权理论有其深刻内涵,对纵向分权实践有重要价值。     

现代领导活动的分权化及其一致性问题刍议

一　　领导者的任务是以完成总目标为宗旨。在实现这一宗旨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用人，即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授权于什么样的人来进行领导和组织指挥，带领好大家为实现总目标而奋斗。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目标。社会分工的发展的结果是职能的专业化和权力的分散，有作为的领导者，必须“学”会分权，使下属都能尽职尽责。分权化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一大趋势。所谓分权，就是由领导者将其所属权力的一部分授予下属，从而使被授权者在授权者的监督、控制和领导之下，有相应的自主权和行动指挥权，以便高效地去完成授权者…     

论权利与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谈义务教育法的实现机制

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一直是依法行政、促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制约与控制权力，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强化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以“权利”制约“权力”。     

关于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思考——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体会和认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人大工作提出了三个加强的要求，其中一个就是加强预算决算的审查监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党的报告第一次要求人大加强对“钱袋子”的监督，并且这个要求是全方位的，不留死角的，可见其责任使命之重大。     

论法治内涵之重构

法治应是一种人的观念,它只属于主观的范畴,没有客观的内容,它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力间关系的一种认识,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力间实质上平等的共存关系的认同。今天,争论“人治”与“法治”,探讨“权”大还是“法”大已没有必要。人类的善恶两面性决定了统治阶级最终只能是去努力建立与完善能更好地抑“恶”扬“善”的法,却不可能彻彻底底地做到去“恶”从“善”。     

孙中山权力分立学说的特质探析——以孟德斯鸠思想为背景

孟德斯鸠是西方权力分立学说的典型代表人物。以他的权力分立学说为背景,来映照孙中山的权力分立学说,可以看到后者的特质在于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国家自由;它的五权之间不存在制衡关系;它引进了人民权作为对政府治权的制约,这是孟德斯鸠学说中所缺乏的。虽然二者都对人民的能力抱着深深的不信任态度,但两种学说的历史命运却大相径庭。     

论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原则与优化路径——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三

为优化我国警察权力配置,首先,要明确警察权在秩序与自由、公权与私权、效率与制约以及集权与分权四个基本方面的价值取向;其次,要遵循国家立法授权、保障人权、权力制衡、结构与功能比例以及与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均衡等原则;最后,透过准确把握警察权的实质,廓清职能,合理收缩警察权主体范围,科学整合警察权的内容,完善警察权力手段及其保障,从而选择我国警察权力优化配置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的五维探赜——兼论对西方的超越

本文从本质内涵、生成逻辑、实践径路、根本优势、启示借鉴等五个维度系统阐述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之道，揭示其对西方的进步性和超越性。在本质内涵上，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是一种党建引领下治权与治党互构并行的权力治理模式，着眼于推进治权与治党有机结合以及形成双面一体的权力治理体制架构。在生成逻辑上，其以立足权力与政党作用关系及更为注重后者在这一关系中的功能地位为逻辑遵循，进而在这一逻辑下推进对权力进行有效治理的探索实践。在实践径路上，其主要从两个维度推进建构，一个是权力自身的维度即厉行严以用权，另一个是权力主体的维度即全面从严治党，尤其是将二者协调统合起来。其根本优势在于广泛彰显人民性，不仅在厉行严以用权上体现权为民所用的意旨，而且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权力治理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举，为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政党建设、权力运行和行使、权力治理现代化建设上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二）

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