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威望政策解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威望政策是现实主义学派摩根索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摩根索从权力和利益出发,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威望的手段、目标及威望政策运用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均有较为系统的阐述。国际威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一种政治影响,是国家的软权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社会中作为负责任国家的形象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其国际威望也正在获得极大提高,这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国际威望的实现路径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作为一种软实力,国际威望是一个大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标尺.它首先具有物质性,其产生和存在依赖于一定的实力基础;但它又是非物质的,并以文本或话语形式而存在.一个国家的威望政策应该是多元化的:首先要提高综合实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其次要提高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创设能力,以增强制度威望;最后,要重视对外宣传与传播这种最具积极性的路径,它符合当前国际政治的社会化不断加强的特点.     

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入发展,科技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围绕科技发展与应用之规则、标准、体系等因素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战略的权力结构与国际体系的重塑。基于"技术多边主义"战略,美国将与其伙伴国家围绕高科技领域组建"技术联盟",共同制定全球科技发展与治理的新规则、新标准,进而实现对新科技塑造权力的掌握。随着西方"技术联盟"框架体系日渐成型,全球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都将受到深刻影响。     

地缘政治变化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我们今天谈论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对中国地缘战略环境的影响时,最重要的是必须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有明确和准确的把握,以使我们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并确立一个具有某种基本共识的有效分析标准和基础. 首先需要正视地缘政治的时代规定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无论是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还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杜黑与格雷厄姆的"空权论",均是权力政治基础上的产物,依此理论,国家间的竞争基本是一种刚性的"零和"性质,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其必然发展结果.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权力政治无疑仍在起作用,然而,"丛林法则"下的权力政治思维与政策选择越来越受到各种国际制度的制约,而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国家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强则使得国家间的刚性竞争相应弱化,以"多赢"为基本思维取向和政策选择的国家间竞争明显赋予了今日地缘政治以时代规定性.     

美国对华“新冷战”的演进逻辑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的严重冲击需要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阐释。基于权力具有超物质性的新认知,"复合冲突论"认为国际冲突是权力、制度、观念三者竞争效应叠加的产物,冷战亦不例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既是中美关于经济议题的权力竞争,也是关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制度竞争,因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前奏曲。不仅如此,中美关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分歧,也呈现出美国联合西方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从而凸显出中西方之间制度竞争的底色,因而成为了美国对华"新冷战"国际总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危机,不仅骤然加剧了中美业已存在的权力竞争,而且还因不同抗疫模式的制度竞争而剧烈地冲击了中美关系,因而成为美国加速对华发动"新冷战"攻势的突破口。"自由/专制"和"先进/落后"的这种西方认知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不仅塑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审视新冠疫情和中国角色的叙事模式,而且还因这种叙事模式受到冲击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因而成为了美国决意对华发动"新冷战"的文化根源所在。     

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

理论上,"国际体系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它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战略形势等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种变化、调整累积到一定程度,引起质的飞跃,也就出现所谓国际体系转型.考察国际体系是否出现调整与质的飞跃,是否进入转型轨道,最少要考虑这样几大变量,即:国际主要行为体的力量对比是否出现调整、出现质的变化,并引起国际权力分配和结构的变化?世界领导权是否开始了"周期性转移"过程?原有国际制度(或说国际机制、体制)是否开始发生重大调整?以这些变量来理解G20会议和G20集团的崛起,那种认为国际体系步人新一轮转型轨道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当前西方式的国际体系扩展的重点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以国家主权、平等权为基础的传统的权力竞争、权力平衡形式转向在强权支撑下的西方自由主义主导的形式.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强化以这种转变为基础的体系建设.文章希望发展中国家要审时度势,恰当利用矛盾,调整策略,确保自己在国际政治大变动过程中的利益与地位.     

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

区域安全复合体内部主导权竞争常常会引发大国战争。从理性角度讲,倾向于发动主导权战争的国家要么具有"趋势优势",要么具有"实力优势"。但却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国家既没有"趋势优势",也没有"实力优势",却依然倾向于对"实力较强且趋势占优"的国家发动主导权战争。趋势焦虑不仅可以解释传统理论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防御性进攻倾向,更可以解释如果守成大国通过战略打压成功地扭转了新兴大国的崛起趋势,那么新兴大国反而可能因趋势焦虑而选择防御性进攻。避开从传统权力结构性分析路径,而通过引入战略心理学的"趋势焦虑"概念并构建防御性进攻主义的广义理论,将对区域主导权竞争中何者更具进攻性意愿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同时,传统理论认为,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倾向于依据静态的权力结构性而扶持区域次强国,进而达到抑制权力占优方的目标。但从战略势能演变的动态性视角分析,霸权国在区域主导权竞争中并非一贯倾向对区域次强国予以支持,而是更倾向对"趋势占劣"或"战略匹配高"的地区大国予以支持,哪怕其权力尚处于优势地位。     

国际格局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论析

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研究对分析当前国际格局具有重要价值。在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国际权力分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国际格局开始出现和建构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趋势。与旧时代对立对抗的传统两极关系不同,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立足于21世纪,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理念,彼此相互竞争但不对抗、相互牵制但不会彼此冷战和热战、各自加强军力但不进行军备竞赛、各自发展不在全球寻求势力范围,具有鲜明的时代观、共同的合作观、公正合理的规范观、休戚与共的命运观等特点。新型两极共生关系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重新定义和诠释了新时代崛起国与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互动模式——新型竞争共生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两极对抗关系。在国际环境、国家实力、战略取向、政策推进等方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需要适宜的生成条件。在权力关系、制度建设、价值观念等层面,新型两极共生关系遵循特定的生成逻辑。为构建和培植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中美两国应具备战略性的长远眼光,充分发挥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共同化解国际体系中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加强地区议题上的合作。虽然中美两国间仍然存在战略互疑和政策推进等困难,但是构建中美新型两极共生关系的前景广阔,这也契合和平与发展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北大核心CSSCI

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国家构建与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不仅要解决权力结构体系的"去苏联化"和本土化问题,还要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权的世俗化等诸多问题。独立与转型20余年来,中亚五国在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本国发展状况的权力结构体系和政治系统。但由于多数中亚总统制国家尚未经历正常的政权轮换,其宪政民主体制没有完成制度性巩固。因此,尽管这些国家的总统拥有无人撼动的政治威望,但伴随领导人步入"老人执政"时期,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与制度性矛盾也日渐凸显,并有可能在后"老人执政"时期对政权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     

美国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新动向北大核心

美国凭借在技术创新、产业引领与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优势,长期掌握网络空间主导权。随着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网络空间权力的争夺加剧,给美国网络空间主导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网络空间已成为双方竞争的重要场域。为继续保持网络空间优势、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政府从调整理念、强化实力优势和谋求制度性权力三个维度着手,不断探索巩固与强化网络空间主导权的新举措,相关动向对网络空间未来发展与力量格局均将带来深远影响。     

美国国际体系观的演变及其内涵——兼论中美在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中的互动前景

美国的国际体系观在后冷战时期不断调整,但其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始终不变.美国的国际体系观包含四个主要方面的关切,即影响其霸权地位的权势演变、重大安全威胁和挑战、国际机制和规范以及重要区域的战略态势.进入新世纪,美国加紧完善有助于实现美国安全战略利益的国际安全机制,倡导"主权条件论"和"民主国家同盟",推行联合国"体制内变革加体制外创新"的改革立场,这对联合国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改革进程以及中美在联合国安全机制领域的互动关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