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主体的互动逻辑——基于黑龙江省秸秆禁烧的实证考察

在中央部署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背景下,秸秆禁烧成为一项基层环境治理的典型活动。基层环境治理涉及诸多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过程,其中的利益博弈往往成为政策执行的关键内容,直接影响治理效果。厘清政策执行主体的互动逻辑有助于了解协同治理过程中政策执行的内在机理。在长期跟踪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黑龙江省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间跨界别分工、协作、制衡的逻辑和特点。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来自上级的高压下,基层政府主体主导秸秆禁烧政策实施过程,但与其他参与主体间并未形成稳固的利益联盟。在多主体参与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受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社会关系影响,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组合形成一个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互动逻辑。为实现政策目标及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政府需保障互动逻辑中能够产生初始治理目标之外的利益牵引。     

地方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对于行业协会与政府的互动的探讨,不仅为地方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提供经验。本文通过对行业协会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分析和行业协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现状的分析,认为行会与地方政府之间有效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需要理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及不同的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梳理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是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前提。明确上述理论与历史变迁,通过村民自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事调解成文化、制度化的重要阶段。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新型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对民事调解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民事调解存在诸多差异。由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洞见陕甘宁边区通过调解采取的种种抗战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对我们思考近代中国法治变革、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系统论视野下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四川的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民生领域和治理领域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农村垃圾治理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既是技术问题,也是认识问题。系统论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运用系统论对农村垃圾治理问题进行解构和建构,有助于厘清多元主体在农村垃圾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高农村垃圾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解决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实现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农村生态宜居环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目标。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国家与社会的镶嵌与互动——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运用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透过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当前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通过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方式镶嵌在社会中,这种镶嵌发挥着统帅社会的功能。政府型塑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社会组织也从更多方面参与到了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组织要素进行重构,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重建和组织的扩张。     

城市蔓延视角下的农村治理:抵制与突围

在历史上,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分离造成了各自不同的治理形态,而工业化的冲击又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城市蔓延吞噬了乡村治理的空间,也使城市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单边治理遭遇合法性危机,区域性治理的困境于是成为困扰城市和乡村治理的共同问题。在城市政府领导农村政府的现有体制下,城市蔓延过程中必须倡导共同治理,既要确保城市、农村的权力均衡,更要确认城乡共同发展的权利。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与乡村秩序重构——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

农村人情异化现象突出,造成乡村秩序瓦解,亟需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基于贵州尧村的田野调查,揭示了政府介入人情异化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以人情酒席名目繁杂、人情礼金上涨与办酒敛财为特征的人情异化现象严重扭曲了农民正常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造成乡村秩序瓦解;农民的生活需要、村庄自主修复能力缺失共同构成政府介入人情治理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政府通过输入政策规范、调动行政资源、重塑自治格局来激活村庄内生性资源以及加强地域合作,形成积极的联动治理机制,实现了人情回归与乡村秩序重构。当地人情异化的治理经验对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中党委、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定位——基于淮海路街道改革的经验研究

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各有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任务,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主体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联系。机制设计理论有助于发现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均符合机制设计理论的约束条件。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是实现法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推动了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即村民自治的崛起。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还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根本途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前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建设入手,能够为解决农村长期以来的“集体行为困境”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