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完成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政治保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内在要求。正确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需要准确把握党的建设制度的内涵及改革要求,在思想、组织和领导统筹等方面积极创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村级治理行政化：实践样态、发生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

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转型中的明显趋势。通过对皖南K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资源下乡、制度下乡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村级治理行政化体现为村级治理主体的职业化、村级组织体系的科层化和村级治理事务的行政化等实践样态。村级治理行政化中存在空间挤压、关系失衡和主体缺位等内在困境,应通过迈向简约治理、形塑关键少数和再造期望主体等方式优化村级治理路径。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实践与思考

村级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任。去年8月以来，我市紧扣选优配强班子、提高领导能力、推进统筹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强化责任、精心组织、严格程序、全面督导，认真做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为统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村民自治框架下村级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实践为例

本文是笔者借助浙江省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这个样本来讨论当前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及有效路径。文章分析当前村级治理的突出问题是精英决策、民意不足,提出了协商民主模式是村级治理的全新选择,认为温岭市村级民主恳谈是协商民主机制创新的一个平台。通过剖析村级民主恳谈案例和流程,并从社会整合功能和制度绩效两个层面考察,肯定村级民主恳谈对完善村级治理具有相当价值和正面意义。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

参政党作为参政议政的主体,是国家治理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参政议政能力建设成效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需要加强参政党参政能力的建设,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还存在政治把握能力亟待加强、民主监督乏力、参政议政水平有待提升、组织领导能力不足和合作共事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需要增强参政党的政党意识,提升参政党的政党理论水平,强化政治把握能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建设,强化民主监督能力;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养吸收专业化高素质人才,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结构,重视构建学习型参政党,强化组织领导能力;推进党际党内和谐,促进民主协商,提高合作共事能力。     

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

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运用起着指挥棒的作用。把村级治理评价结果与设立和制定村级薪酬体系、完善村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等方面结合起来,完善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加强村级治理评价结果的应用。设立和健全村级治理中的村级薪酬体系可以提升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可以作为奖惩依据,完善相关制度。完善村级治理中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可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创新工作思维,转变工作方式。加强村级治理教育培训工作要从领导能力、致富本领、工作方式方法、奉献精神方面入手。     

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民族复兴:国家治理中的统一战线能力论说

统一战线能力既是中国统一战线制度的执行力,也是一种国家治理能力。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标准视域下,探讨中国统一战线能力,就是分析探讨作为统一战线制度执行力的政治效能及其生产力。基于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民族复兴的维度,统一战线应发挥五大政治效能,即政策效能、聚合效能、组织效能、活动效能及身份效能;而这些政治效能发挥得如何,取决于统一战线的五大生产力,即政治生产力、思想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空间生产力和民主生产力。在改革开放所巩固和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统一战线正日益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生产线。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协商问题探究

社会组织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必要一环,在推进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协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上更是不可替代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了主体条件,各类制度化平台的搭建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了实现机制。目前妨碍社会组织协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协商与社会协商方面,推进社会组织协商需要拓宽协商参与的领域,完善政策和制度设计,提升社会组织协商能力。     

乡村治理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析

乡村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领域的全覆盖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不断创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农村基础党组织的学习能力,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协同能力和组织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能力。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