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

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新时尚。为解决当前"垃圾围城"的困境,对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况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学界关于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垃圾分类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角戏",更需要公众、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通过对公众行为、企业利益、政府政策等涉及垃圾分类系统工程各个方面的分析,建议地方政府应采取提高公众参与度、引导企业发挥积极作用、加快立法健全相关制度以及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中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对城市垃圾的消纳,"垃圾围村"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对于解决污染问题进而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非凡。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执行,得益于当地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当然,由于社会资本增长乏力,也使得垃圾分类政策的继续执行存在较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有效执行,必须进一步夯实和巩固当地的社会资本。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政策分析与路径选择——以上海实践为例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是破解垃圾围城的重要途径。然而,大陆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实施十余年仍然进展缓慢。以上海为例,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政策的基本分析框架,核心是以制度创新强化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以机制创新夯实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以系统思维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政策实施存在"政府热、市民冷"、分类实效难以发挥,机制设计存在瑕疵、利益分配不合理,前置环节不到位增加末端处置压力等困境。对此,重点围绕做强源头分类体系、优化清运作业体系、完善末端处置体系、健全资源回收体系和充实国民教育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基于社区治理视角的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研究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是一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它影响着民生福祉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城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工作存在垃圾生产主体数量巨大、生活垃圾分类监管权责不对称、城乡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等问题.建议根据垃圾产生的典型场景分类施策,将垃圾分类监管职责下放到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共产党员的榜样作用,引导全体社区居民养成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习惯.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组织化过程中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的协同关系分析——基于1989-2019年城市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研究

组织化为政府推进城市社区服务供给提供了持久动力。政策工具与组织协作是共塑组织化的重要因素,经资源输送联接以制度化形式嵌入公共政策中。在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政策工具维度与组织协作维度的分析框架,以1989年至2019年我国城市社区服务的117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经研究发现,二者的协同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通过资源俘获行为、工具校验机制与服务累积效应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机理,及资源交换与资源分配、组织协作重心下移与组织协作横向扩散共塑了协同关系的生成路径,其共同推动组织化过程导向渐进组织化。在此过程中,政府推动组织化的治理策略倾向以强制管控为保障,偏好向上收拢控制权;以资源供给为杠杆,偏好运用行政资源提取社会资源。     

赶超国家、发展政治与排斥型摊贩治理 ——以S市的摊贩监管政策实践为例

中国的大城市政府对摊贩经济的治理愈来愈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以堵为主"的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文章尝试性地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释这种排斥型摊贩治理模式的产生机理,并以S市的摊贩监管实践作为经验佐证。"国家主导的发展政治"强调在一种赶超大国的时空背景下,城市的政治精英采取一种增长驱动和文明化发展的空间治理战略,对包括摊贩在内的非正规经济的强势压缩不仅受到实现城市更高质量增长的驱动,而且还受到一种由赶超意识和文明建构欲所激发的城市文明化发展逻辑的推动,导致城市政府通过多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不断地强化对城市空间的严密控制,继而形成对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文明化的双重建构实践,最终在城市治理政策导向上形成对非正规的、低端的、有损城市形象的摊贩经济采取严厉的排斥型治理措施。     

政策扩散中的变异及其发生机理研究——基于北京市东城区和S市J区网格化管理的比较

政策扩散已成为"政策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绝大多数研究关注政策扩散在时空集聚上的统计特征,进而得出宏观趋势的普遍性结论,但对政策在不同主体间的变异缺乏足够关注。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为例,通过北京市东城区和S市J区相应实践的比较,考察这一管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发生的变异现象,进而探讨变异背后的原因及其作用机理。     

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研究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至今大致经历了起始阶段 (1985 -1989年 )、发展阶段 (1990 -1995年 )、深化阶段 (1996-2 0 0 2年 )三个发展阶段。经过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研究工作者十多年来的艰苦探索 ,初步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从总体来看 ,这一研究还是处在一个较浅层次上 ,其研究多集中在思想政治工作外部环境 ,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环境和个体环境的研究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街面动态治安防控的内涵及方略

构建“动态治安”的社会防控体系已成为当前警务改革的必然趋势。为此,必须在明确街面　　动态治安的概念、内涵以及分析我们在打击现行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接处警机制、巡逻　　策略和技能培训等方面来强化街面动态治安防控体系,以提高打击现行犯罪的能力。     

男女平等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探析

95世妇会和“北京 10”为我国广大妇女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为妇女合法权益提供了更有效的法律保障。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分析探讨健全我国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完整法律体系,最终促进男女平等。     

代位权制度的法律冲突与准据法——兼及我国涉外代位权准据法的构建

我国已在1999年合同法中建立了代位权制度,涉外代位权问题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值得研究。从功能比较的意义上看,两大法系都有类似的制度,但在立法目的和政策、代位权行使的程序、代位权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又有诸多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各国有关代位权法律适用的立法,提出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应重叠适用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和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的观点。     

关于平等协商机制的认识与实践

平等协商机制不仅是签订集体合同的基础和必要程序,而且也是签约双方加强沟通与联系的渠道。     

试论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各方责任认定问题

警察圈套和诱惑侦查从基本含义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另外,诱惑侦查中各方的责任的认定是诱惑侦查中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网络招嫖”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

近年来,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利用网络进行招嫖活动,并逐年呈现高增长和蔓延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败坏了社会风气。为此,社会各方面必须统一认识,形成合力,采取有效措施对“网络招嫖’’违法活动进行综合治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和管理;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加大对“网络招嫖”的打击力度;运用综合治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积极酝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设想，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的设计与探讨成为迫在眉睫需要予以关注的时代课题。本文在对司法区与行政区之间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意义和价值，尝试性地对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体制和支撑机制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在推进司法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儿童游戏本质观的演变及其主体性本质观的建立

游戏概念的变化演绎出游戏本质观的发展进程.在历史上,人类的儿童游戏本质观经历了在态度上由不自觉到自觉,在内涵上从生物性到社会性的演变.儿童游戏的主体性本质观是当代人们尝试确立的新的游戏本质观,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儿童游戏的特征、价值以及在教育实践的运用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