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救济的困境和出路

近年来,大规模侵权案件层出不穷,但是对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害人的救济却不尽如人意.大规模侵权行为本身固有的属性,比如受害人的多数性和不确定性、侵权人的不确定性和实体法律规定的缺失等是受害人救济中的主要障碍.在对受害人救济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立人身损害赔偿之债在破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地位,对于改善目前受害人救济的困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环境民事诉讼制度适用的法律论证维度

环境法律机制通过救济环境权利的路径来解决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司法途径是救济环境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现实中从理论阐述和机制设计上都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纠纷、救济环境权利,就司法实践来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环境侵权相对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特殊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一理论和现实中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制度生成视角下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研究

制度生成视角下推进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建设应该坚持保守的态度,选择渐进的思路。司法层面应选择环境公益诉讼作为适当的救济途径,结合能动司法理念、尝试性司法实践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应谨慎选择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并从类型化角度选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大规模侵权的概念

大规模侵权问题正成为理论研究热点。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大规模侵权的概念如何界定直接影响着讨论的思路。由于大规模侵权本身的描述性与模糊性特点,对其精准定义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学者间达成基本共识;由于大规模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的主要之处在于救济的困难,故学者们对于大规模侵权的研究着眼于救济视角。其中国家救济在各国都日益得到重视,因此,国家救济就成为大规模侵权研究的重要视角。在此视角下,讨论大规模侵权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救济问题,既能突出重点,也合理区分了各种救济制度的功能,从而发挥体系的最大功效。     

高校学生权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

高校管理行为极容易侵害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对大学生的法律保护不能只注重事后的侵权救济,而完全忽略了事前的侵权预防。只有不断完善侵权救济机制和逐步建立侵权预防机制,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给大学生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浅析大规模产品侵权的举证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分析案例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人们对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的思考,而我国法律并未就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大规模产品侵权的特殊性分析,应该在大规模产品侵权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为众多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及时的救济,由政府为受害人提供产品缺陷举证责任上的帮助,并且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大规模侵权救济思维的塑成——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的视角

大规模侵权不能为受害人单一或人数较少的一般侵权所涵摄。大规模侵权救济思维要找寻侵权人和众多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补偿性赔偿思路已很难满足救济需要。通过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视角,遵循立法扩大化趋势,回归正当性理论基础、发挥现实功能,积极塑成大规模侵权救济思维。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人格权紧急救济之诉的程序机制与阶梯式证明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临时救济机制形成的冲击,只是拉开了预防性侵权责任挑战现有拼盘式司法救济程序的序幕。无论是因陋就简地纳入行为保全制度还是重构先予执行程序,对于此类新型请求权的回应都已明显地捉襟见肘。通过分析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可见,特定紧急救济请求权的制度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及相应审查标准来体现的,而司法救济则须根据要件的证明状态、双方利益权衡和公共利益的综合考量,在程序上大致呈三个梯度——依单方申请的加急救济程序、依对席辩论的临时救济程序、依辩论主义的终局救济程序,相应的证明标准也依次分为三级阶梯——毋须证明、较低程度的证明、严格证明。     

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正当性问题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化侦查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抑制了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正当性存在缺陷。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制度,应树立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建立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完善侦讯过程中的平衡性;适当扩大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侦查侵权的惩罚与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