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美国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影响与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略竞争为名全面遏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遏压进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则予以延续和发展。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这两届美国政府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更为极端和强硬,单边主义色彩更浓,不惜对华发动全面“新冷战”;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长期竞争,在遏压中国的同时注重“管控竞争”。这种差异与两届政府的人事特质,以及两党的竞选策略、意识形态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有关。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因包含一定的党派性因素而具有长期性。2024年大选后,如果共和党掌控白宫,美国对华政策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国内政治机理,根据形势需要处理与美国不同政府、不同党派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当前日本对外战略:成因、手段及前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政治生态及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对外战略目标的步伐愈发坚定,尤其重视对国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重新配置,实施战略的手段选择日趋多样化、综合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日本战略实施进程将重点围绕几个关键议题展开,包括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对华政策及朝核问题等,其走向将直接影响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北大核心

拜登政府执政后,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重掌外交安全领域权力,将修复美国霸权作为优先工作,并据此维持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战略竞争。相比之前,自由鹰派完善了对华竞争的战略逻辑、细化了相关政策布局、调整了竞争的限度空间,使之更加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但其政策推进面临内外挑战。自由鹰派主导下的对华战略竞争并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美方更加理性务实的政策。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指向,但在目标、范畴、路径、工具和手段上呈现出梯次化特点。这既是对技术进步的回应,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驱动下作出的综合调整,是“技术—政治—经济”多因“共振”的结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这种调整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但实施不会顺利,因为其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包括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其科技战略理想、战略收益与成本投入日益失衡、霸权思维的障碍等。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日本民主党政权下日美同盟调整的背景及动向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日关同盟关系随之产生变化,日美在一系列双边及多边问题上暴露出明显的分歧和斗争,日美同盟之所以呈现出斗争的态势是基于日美双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考量,同时日美在应对共同的威胁时又表现出彼此拉近和合作的一面。未来,日美同盟仍将继续发展,影响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地区合作进程。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派系掌控对华决策,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全面竞争态势。在右翼反华势力掌控对华决策以及"大选年""疫情年"的双重政治效应叠加的背景下,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进一步加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保守主义阵营与共和党重组的演进发展,共和党对华政策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色彩将进一步加深,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政策可能朝着更为强硬的方向发展。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前瞻北大核心

不同于默克尔时代,德国新政府执政纲领及部分新政要对华表态尤为强调意识形态分歧和对华竞争。在近年来中西方对抗性上升、美国不断拉欧遏华的大背景下,德国对华认知趋于负面,加之德国自身政局变化以及中德经贸关系的变化,新政府或将加强对华防范与施压,减少对华战略依赖,同欧美盟友加强协调,一致对华,在经贸、科技、全球基建、规则标准等领域争夺主动权。中德关系存在波动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德经贸捆绑、西方内部矛盾、德国外交务实传统等因素,新政府将在延续的基础上调整对华政策,中德关系尚不致发生逆转。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发展轨迹、影响及趋势

文章通过采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东南亚政策的影响和轨迹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未来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推测,对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应对之策进行分析研究。文章认为,相较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冷处理”和“边缘化”,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了较大调整,其执政显著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提升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强化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重塑地区规则秩序。受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影响,当前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遭受冲击,和平安全隐患显现,现有经贸秩序也受到冲击。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关系积淀深厚,东盟国家“不选边站”立场韧性较强,拜登政府执政首年对东盟国家的接触拉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为此,拜登政府通过《印太战略报告》作出一定政策调整,着重强化长期影响力渗透力。未来拜登政府将在《印太战略报告》方针指导下持续加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构筑并强化遏华阵线。然而,拜登政府政策执行仍面临国内外多重因素掣肘和挤占资源,同时中国坚定携手东盟国家维护地区开放合作主基调,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导致美国难以达成其战略意图。     

试析日本鸠山内阁的政治与外交

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组成新内阁,是日本政治史上一个新的开端,长期以来酝酿形成的两大政党轮换执政的体制或将由此形成。鸠山内阁在外交上更强调自主性,主张对日美关系重新定位和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加大对亚洲外交的投入,以适应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力量格局的变化。     

拜登上台以来的美日同盟台海战略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出现了新变化,走向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全领域威慑”战略。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动因：拜登政府回归同盟战略增强了日本联美“以台制华”的能动性;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日提升了台湾在东西方价值观竞争中的重要性;香港实现由乱及治后,美日更为重视台湾地缘战略的前沿位置;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也为美日关联欧亚大陆地缘热点、强化同盟并协同配合台海战略提供了外部动力。未来,美日同盟台海战略将出现美日台三方互动高频化、政治红线试探常态化、武装力量部署分散化、战时分工精细化、经济安全合作全面化等趋势。     

日本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经历反华、友好合作到合作加防范的逐步演变过程.在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中,国内政治与美国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对华竞争防范与谋求经济利益则是不变的考量.在中国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消极面上升,经济联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关键.两国关系格局近期难以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