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罚世轻世重”政策与严打

本文首先介绍在西周就有论及,并在历代各朝中有广泛应用的刑罚世轻世重政策,论述其历史表现及其历史价值,然后就阐述刑法世轻世重政策在我国现代的体现——严打,充分探寻严打的原因及效果,最后探寻其利端与弊处。最终达到立足当下,使中国古代的世轻世重政策服务于今的目的。     

“刑罚世轻世重”研究

刑罚世轻世重思想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这个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法律史中被不断运用。通过对史料分析,客观遵循这个立法规律的朝代大都可以进入兴盛时期,而违背这一规律的朝代则加速了王朝的灭亡。我们从中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来看,刑罚世轻世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刑法立法和司法的规律。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对此，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非刑罚化"与"刑罚化"--论刑罚的退守与进攻

在刑罚谦抑思想、犯罪学的新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下,我国的刑罚要顺应"非刑罚化"的趋势,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广泛适用非刑罚的犯罪制裁方式,以及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等,必须退守.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的"犯罪化"趋势以及刑罚和非刑罚措施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决定着刑罚必须进攻,即"刑罚化".把单位犯罪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刑罚化"改革作为契机以实现刑法的科学与完善.在"非刑罚化"和"刑罚化"两个大趋势的辨证作用下我国的刑法才能更加成熟与完善.     

论刑罚轻与重的选择——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我国刑罚发展的思考

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反映社会文明程度,同时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也反映了社会治安状况。本文以影响和制约一个国家刑罚制度的因素为出发点,通过对我国刑罚制度现状的分析,结合国际刑法的基本理念,对刑罚发展的前瞻问题进行了梳理性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刑罚选用方面有所借鉴。     

论“严打”的要素底线及刑罚效益

要实现“严打”的最佳刑罚效益,一要协调好“严打”各要素间的关系,二要遵循刑罚效益适用的原则。并且,尤其要注意坚持“严打”的底线———不违反刑事实体公正和刑事程序公正。     

论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

刑罚执行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规范性、非管理性和内容特定性等特点，其具有法律上和理论上的依据。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价值在于保证刑罚执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保障人权和保护社会的目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比较单一，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论刑罚"恶名"的由来

刑罚是一种最古老、持久、稳固的社会历史机制.古今中外刑法学家们对刑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刑罚在谩骂和称颂的交响乐中背负着繁重的使命.刑罚所承受的"恶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报应的工具,刑罚显得虚伪;作为赔偿的手段,刑罚显得无所适从;作为功利的方式,刑罚显得残酷,且违反基本人权.因此,民主国家的刑罚制度不得不具有恶名声,刑罚难以逃脱其"恶名".     

论监管场所内刑罚执行监督制度的完善

监管场所内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具体包括刑罚交付执行的法律监督、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刑罚执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要通过完善人民法院交付执行和执行机关接受执行两个环节来进一步完善刑罚交付执行法律监督制度。要构建同步监督工作机制,赋予检察机关审查提请权,丰富检察机关参与权,完善检察机关纠正权,以完善刑罚变更执行法律监督制度。要建立健全巡视检察、出监回访等制度,丰富人民监督员制度,以完善刑罚执行监管活动法律监督,确保法律监督效果。     

陈兴良:"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司法规律的用刑之道

2005年,中央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打"到宽严相济,这是我国刑事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呢?     

论完善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原则与思路

现行刑罚体系的缺陷与不足是对其完善的基本逻辑起点。据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完善就主要表现为促进刑种、刑序、配刑的合理性。应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罚体系完善的根本决定因素,同时还要以实现刑罚目的作为终极目标,切实考虑犯罪人的刑罚适应能力,合理地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就完善思路而言,除了对各种具体刑罚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外,从整体上看,还要调整刑罚的总体结构,增加新的刑罚种类,明确地对刑罚配置制度作出规定。     

论社会文化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刑法规定的，但不同的国家关于刑罚的规定却不尽一致。这说明刑罚设置与国家的现实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立于社会文化的视界，本文从社会文化演进、法文化传统、社会哲学基础、社会道德和社会宗教等五个方面展示了社会文化对刑罚的诸种影响，使刑罚在与社会文化的联网中得到了透析。     

论监狱刑罚执行中行政法律的适用

从刑罚执行权所具有的特征来看,其主要内容表现为行政权。但一直以来,由于对刑罚执行的性质界定存在争议,使得刑罚执行中的行政法律适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由于《监狱法》没有明确监狱机关对罪犯处罚的性质,使得罪犯对处罚不服时,无法启动行政救济程序;罪犯无权获得律师法律援助,以及与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受到限制;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罪犯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罪犯出狱后无法获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对我国的监狱刑罚执行工作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提供理论上的服务。     

刑罚个别化的基本理论及适用问题研究

刑罚个别化的存在价值与犯罪的“个别预防”、犯罪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刑罚的“轻刑主义”相联系。刑罚个别化应当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加以运用，并通过程序公正修补其不足。     

论"罪疑唯轻"原则下刑事被告之举证负担

罪疑唯轻是刑事法中的重要裁判原则,裁判者在犯罪事实存在疑问时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如果公诉方不履行法定的证明责任,或者刑事被告提起"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裁判者应当遵守罪疑唯轻原则作出有利于刑事被告的判决."选择确定"本质上是罪疑唯轻原则例外,但刑事被告在选择确定中仍无需承担主观的举证责任,只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在程序性事项上,除重大的影响刑事被告权利的事项外,罪疑唯轻无适用余地.     

论刑事合规的刑罚哲学根据

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法理根据不能墨守传统自然人犯罪的意志中心主义,而应当秉持单位文化责任论。对企业配置重刑的法理不在于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而在于发挥巨额罚金刑对企业犯罪的威慑效力,并辅之以较大的刑罚优惠空间,构造"轻轻重重"的法定刑配置模式。对于合规企业减让刑罚的法理,需以社会契约论廓清国家刑罚权的来源,刑罚减让机制不但能有效抑制企业致罪因素,更有助于激励企业参与到"国家-企业"犯罪合作治理的格局中。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18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里亚（173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最早明确表述了无罪推定的思想。对各国的立法影响极大。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传播,无罪推定原则逐步被欧美以外的一些国家所融入,使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识。我国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已经非常类同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原始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表述或有关国际性文件也非常接近。而公民个人又对于如何运用无罪推定原则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一方面,普遍存在认识不足。若要使无罪推定原则成为公民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利武器,是当前司法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并与之密切相关的有力保障。